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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
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
...
的革命军一部，甚至能收复南宁，但这已经无关大局。重新联成一片的革命军，再度威胁昆明。
在锡良气急败坏且惊惶失措的急令下。清军集团转调昆明；告急电报接连报送清廷，请求增兵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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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季要来了，革命军终于争取到了近半年的休整训练经营巩固的时间。经此一战，与法国人的谈判很快便会重新开始，人员和物资的输送通道很有可能都获解决。而且，广东清军独木难支，恐怕也会有重新的调整和布署。
陈文强放下电报，长长地吁出一口气。
结果呢，说意外也意外。说不出所料也有道理。
要知道革命军中的骨干都是坚定的革命者，而当时坚定的革命党人，几乎都是坚韧不屈百死不挠，“抛头颅，洒热血，以身殉志，以命酬国”的英雄志士。他们充满激情，不畏死亡。甚至渴望以血荐轩辕，为国为民而英勇献身。
而革命军招募的士兵又多是老实厚道的农家子弟。能吃苦耐劳，也有一惯的服从，还有广西人特有的悍勇。所以，在一群狂热勇敢的军官带领下，即便训练时间还短，还有所欠缺。也依然不是几千新军能够击败的对手。
几个月的缓冲时间，革命军应该能在战力上更加提高一个层次，也基本能实现稳固根据地因地就粮的战略意图，陈文强对此是比较有信心的。
急攻进取，当然也是一个套路。但陈文强是一贯反对的。革命军到现在为止，充满朝气锐气，这是可喜的优点。同时，无论是军事政治经济，复兴会会员又都是欠缺实践经验的。
占据一块地盘，不仅是树立起一面旗帜引得四面八方的革命者来投，也是给复兴会会员提供了学习治理地方发展经济的试验田。由一地至全国，如果没有这个能力，就算光复了大片土地，也难以使其成为革命的后勤基地，为革命军提供足够的资源，甚至连地方稳定都要占用很多的兵力。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尽管陈文强还不能称之为复兴会的经济基础，但最大的金主却是当之无愧。所以，他的意见是至关重要的，他的想法只要是具有实践意义且是有道理的，便基本上会被复兴会所采纳。
时机未到，时机未到啊！在陈文强的设想中，革命要总爆发，至少要满足几个条件。
首先，张之洞不能坐镇湖广。在湖广十七年执政，他的威望太高，无论是军队，还是政府，只要他发话，往往比圣旨还好使。所以，发动新军固然在进行，但在新军中的党人是很难占到多数的，同情革命或随波逐流的官兵能不听从张之洞的命令或安抚？
其次，清廷的立宪进度或措施要引起立宪派的反对和义愤。要知道，宪政派不仅多是工商巨子实业家，财力雄厚，更在地方具有稳定人心的巨大影响。没有立宪派的响应和支持，革命很难以最小的军事代价完成各地政权的转移。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条件，比如清廷中枢变化，政局动荡；比如突发重大事件，可为革命军所利用等等。但这些，在陈文强看来并不是必须的。
综合以上的考虑，陈文强是有些矛盾的心理。一方面，他希望张之洞被调离湖广，以便日后在此发动时能够顺遂；另一方面，张之洞调离之后，对他的产业和布置会有多大的不利影响，他还不无顾虑。
在当时的中国，尽管清廷推出了鼓励民间投资近代企业的《奖励公司章程》《华商办理实业爵赏章程》等条例，但积习难以骤改，没有官府的支持，或者说是遭到了官府的打压和刁难，工商企业是很难经营的。以厘金为例，如果不是张之洞的政策优惠，陈文强在湘鄂的诸项产业便要多支出很多的金钱。
所以，正如张之洞所说，陈文强也觉得投资编练新军，并借此加以控制，对他和他的产业，未尝不是一种保障。有人有枪，就算换了领导，也要掂量着办。
只是这毕竟不同于私军，张之洞也不会任由陈文强这么去做，总要加些限制和防范。所以，陈文强要想达到目的，还要费些心思，认真筹划。很自然，他把目光集中到了宪政会，集中到了湘鄂两省的宪政分会上。
钱，不能由他一个人出；权力呢，也不能由他一个人独揽。这样才能解除张之洞的猜疑，编练出表面上是立宪派的武装，实质上却是更加倾向于革命的军队。
难吗，有一点，但陈文强还是有信心，有把握的。而且，形势的发展对此比较有利。
首先是安庆起义恩铭被杀的影响。一位四品官员（徐曾捐有四品道员），潜伏在体制内，刺杀了一位二品巡抚，这在清代是前所未有之事。
当两江总督端方用电报将此事告知北洋大臣袁世凯时，他用了“事奇极”三个字来表达自己的难以理解——在此之前，这些朝廷大员们始终以为革命党不过是江湖草莽，百一旦当他们意识到革命党同样也存在于体制内，与自己近在咫尺，其惊骇与恐惧，是可想而知的。
但更让朝廷惊骇的，应该是徐氏临刑前所交代的——他的暗杀名单上不但有恩铭，还有端方良弼等人。这不能不让朝廷回想起两年前吴樾的那枚炸弹，那枚炸弹所针对的五位重臣——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中右丞绍英——正准备出洋考察宪政。
“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这是端方所发出的惊叹。而京城的宫苑衙署，则迅速“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如临大敌，官员们则“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慈禧太后也通知了军机大臣，让他们以后将各衙门的引见人员带去内阁，不要再带到自己跟前。
恩铭的死，第一次让清廷产生了一种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防不胜防的危机感，当时流行的说法是：“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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