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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 -->>
陈文强在打理着自己的产业，改进的改进，扩张的扩张，新建的新建，既是为自己增加着财富，也为革命积累着资金。同时，也使这个国家薄弱的工业基础能够坚实一些。
对于革命军的奋战，陈文强只能是从财政上予以尽量的支持，具体的行动他不过多插手。毕竟，他更擅长的还是在工商领域，还是在交结各方人物，为将来的革命争取更多的同情和支持。
而革命军的批亢捣虚显然是出乎清军意料的，他们没有想到革命军会置压在当头的大军不顾，转而向东西两个方向流窜。是的，在清军看来，这就是流窜。只不过，这流窜来得突然，来得猛烈。
普洱临沧相继被合流的革命军攻破，总兵力达到三千多且装备精良的滇西革命军已经具备了纵横攻掠的实力，被大量抽调的地方清军根本抵挡不住这迅猛的攻势。
而元江以南，向来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政府的控制力并不强。而土司的实力在历史上的改土归流过程中，又大受打击。这使得革命军掌控地方政权变得相对容易，只要军纪严明，不扰民害民，甚至没有了苛捐杂税的盘剥，便少有地方武装会与革命军为敌。
甩开了清军主力后的两路革命军，在东西两面展开了迅猛攻掠。在滇西，革命军势如破竹，地方清军非降即逃，占永德，克龙陵，兵锋直指滇西南重镇永昌（现保山）；在桂西，陆荣廷率人马在左右江地区亦是摧枯拉朽，光复数县，歼敌上千。
而就在这又一次国内震动的时候，陈文强已经由广州出发，前往上海。武汉上海琼州这三大地区，正是陈文强的产业之基。而上海，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则是陈文强布局江浙的重要棋子。
西南东南，再加上武汉的腹心地位，这就是陈文强设想的革命方略。而要直捣腹心，粤汉铁路便是关键。这也是他几乎倾尽全力的原因所在。
只要铁路修成，从琼州出动人马便可攻袭广州，然后乘车北上。再加上西南东南的呼应行动，在长江以南掀起革命**，并吹响埋葬清王朝的号角。还是比较有把握的。
而在回上海之前，陈文强还要先到天津。诚挚的邀请已经由人送达了。而对袁世凯，袁老四，袁大头，对这位历史上的“窃国大盗”，陈文强的感情是复杂的。
德国著名的《历史学报》提到当时大清王朝的四个人，除了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外，一是袁世凯，另一个则是端方。
不可否认，老外的眼光很独到。而袁世凯能爬到现在这个位置，也确实与他的能力有关，绝不是投机取巧。一个没有功名的家伙，靠着事功扶摇直上，你能说他全靠钻营和运气？
而现在，袁世凯虽未失意，但却不如意。
清廷于一九零六年十一月正式发布新官制上谕。新的官制没有采用袁世凯奕劻等人所希望的责任内阁制（因为在责任内阁制度下，皇权要受制于内阁，万一慈禧太后去世而光绪有了出头之日，届时也不能把出卖化皇帝和维新派的袁世凯怎么样。实际上是为他自己留后路），而是继续保留了旧的内阁和军机处，各部院的设置则基本采用了奕劻提出的方案。
这一次，慈禧再一次支持了守旧派。奕劻和袁世凯的如意算盘都落空了，特别是袁世凯，他最希望的陆军部居然落空，心里别提多难受了。
而从各部长官的人选上来看，虽然清廷标榜不分满汉，在十三个部院的长官中。满汉在人数上看似平分秋色，但仔细看的话就会发现，满人占据的大都是要害部门。
由此也可以看出，预备立宪后，满族亲贵**化的趋向不但没有扭转，反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先例，而后来慈禧太后死后，摄政王载沣后来组织的“皇族内阁”更是把这种情况推到极致。
官制改革的硝烟虽然散去，但奕劻袁世凯与瞿鸿禨岑春煊等人的矛盾已经完全明朗化，双方已是势不两立，都想去对方而后快。
两派的分歧其实并不是立宪与否的问题，而是什么时机推行的问题——也就是说，立宪是远期目标还是近期目标的问题。
缓行立宪的一派认为，一个国家的立宪要取得实效，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如政府对社会的有效控制能力，各种资源（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的相对充沛，国民的教育程度，吏治的清廉和有效等。
这种观点姑且称为“条件论”，他们由此认为，在不具备这些条件就贸然速行立宪，不但事与愿违，反会给国家和民众带来灾难。更有甚者，他们对改革者的动机表示怀疑，认为大清的国情和欧美国家有很大差别，仅仅是一些人为了追求立宪的虚名，结果恐怕不能于国有利，反导致“执政者无权”，那些别有用心的“神奸巨蠹”倒“栖息其间，日引月长，为祸不小”。
而主张速行立宪的一派也承认当时的现状，但他们反过来认为这种现状是因为没有变革的结果。因此，只有通过立宪的刺激和引导才能改变这种危机。而且，速行立宪派对立宪后的推论相对乐观，他们认为立宪制度一旦建立，缓行立宪派说的那些条件是可以在这种制度下逐渐创造出来的。这种观点也就是所谓的“危机论”。
尽管两派都各有道理，但在清末的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情况下，“危机论”显然更有市场，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共鸣。
从陈文强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不可能回头。所以，即便“危机论”更倾向于一种非理性的情感层面，即便“条件论”更具有理性，对他来说，也全都不重要了。
但这并不妨碍陈文强从中取利，他的揣摩，他的探悉，他的左右逢源。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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