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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错不是外号，也不是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擅自帮他改的，牛错真的就叫作牛错。
而我，之所以敢在文中写出“牛错”这两个真实的字，是因为，牛错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和他同一年死的那些人，骨头早都可以用来敲鼓了。但是，牛错的却不行，他连骨头没有了。
在牛错死的那年，有着一条极度混账的法律规定：枪毙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家属想找官府要回尸体的话，需要自己出五块钱的子弹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多，但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下人家而言，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额。至少，够一家三口简简单单吃一个星期了。
牛错的母亲舍不得为他出那五块钱，所以，牛错死了之后，没有人帮他收尸。所以，他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一个连坟墓都没有的夭亡鬼。
那么，一个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卑微之人，我当然也就毫无顾忌，敢写出他的真名了。
牛错的真名很奇怪，至少，是我在世上癫了这么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怪的名字。牛错的名字是他母亲帮他取的，世上应该很少有母亲会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一个“错”字，正如世上应该也很少有母亲会因为不想出五块钱人民币而不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收尸一样。
可牛错的母亲却偏偏这样做了。
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怀上了牛错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错，一个让她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改正的错。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波接着一波事件，导致国民生产和经济建设几乎彻底停滞下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市里面已经无法安顿连续几届总数过千万的毕业生就业。
人数如此之多，正值青春，精力无限，却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日整夜游荡玩乐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无疑已经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上下，无数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前仆后继，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是时，有一位刚刚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的美丽肖姓姑娘。在偶像的强大感染之下，肖姑娘义无反顾地带着无限浪漫主义的遐想，投身进了接受再教育，建设广阔天地的行列中。
但可惜的是，她没有成为梦想中如同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样光荣的建设兵团女兵；也没有被分配到白山黑土的北大荒，去当一名骄傲的女拖拉机手。
她仅仅只是被人带着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之外的山区里面，一个叫作九镇的小地方。
这里，说好，却又远远比不上生她养她的省城长沙；说坏，却也有山有水有炊烟有人家，并不太用得上她甘愿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改天换地，建设一切的热情；说近，却也喝不到甘甜的白沙井水，见不到嘘寒问暖的亲人；说远，又连本省都还没有走出去，曾经幻想的天山、边荒那样骄傲的浪漫与豪情，根本就无从谈起。
也许就在来到九镇的那一刻，肖姑娘就已经发现，原来广阔的天地对于她这个小小的个体而言，并不是那样的广阔。也许，她已经犯下了一个来不及后悔的错。
肖姑娘和几个同伴一起，被分配到了当时九镇区下属一个叫作封水溶的小山村，刚来的时候，村里那些淳朴的乡下人对他们几个从大城市来的稀客非常客气周到。村里还专门出面组织了一些青壮劳力，将村支部旁边一间空闲的杂房扩建打扫，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年代中本地乡村极为少见的红砖房。
他们忐忑不安地住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还需要接受的再教育，会像是在城里的课堂上一样，被骂被训，却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感兴趣的知识。但是，这里却完全没有人教育他们，也没有人盯着他们，让他们学习。除了每次开会，村支书都要例行公事地说些套话之外，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参加枯燥繁重的农活来挣工分。
他们里面没有人会做饭，于是，每天都会有几户人家屋里的堂客媳妇给他们送菜，时不时的，还能吃上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户自己弄来的野味。
他们没有人会干农活，于是，每次开工，村里的汉子们都会主动地教他们，甚至帮他们，生怕累坏这些大地方的金贵娃娃。
但是，他们还是不开心。
这里没有城里的自来水，要喝水，就得每天早上跑几里地，去河边自己挑，然后灌进门前的那口大缸里，累人且不说，时不时的还常常可以看见漂浮在水上面的小昆虫；这里没有城里柔软的卫生纸，只有一种稻草做的草纸，擦起屁股来，粗糙刮人，一点都不吸水；这里没有城里的冰棍与风扇，热极了渴极了也只能自己摇着把破蒲扇强忍；这里没有城里的香肥皂，再脏再臭，也只有一盆清水；这里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公交车，没有漂亮的姑娘和伢子；有的只是吐齿不清的老人唱着听不懂的戏文，聒噪的广播里播着村支书故作文雅却又洋相百出的讲话，浑身都是苍蝇的大水牛，以及一些蓬头垢面、粗野不堪的男男女女。
这个世界上，最为善变的两样东西就是天上的云与年轻人的心。
年轻的人们，热情消退的时候，就如同降临的时候一般，快如闪电，刻不容缓。当浪漫的幻想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些半大的孩子们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开始偷懒，开始怠工，开始想方设法地回家休假，也开始讽刺而骄傲地面对着那些什么都不懂、愚蠢而肮脏的乡下人。
一开始，乡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亲热而客套。但是时间一长，从知青们的眼神中，从他们的嘴角边，从他们的沉默里，愚蠢的乡下人也终于渐渐明白了过来。于是，不再有人给他们送饭菜，不再有人教他们劳作，不再有人帮他们挣工分。村里开会的时候，也不再善意地回避问题替他们留面子，而是当面点名道姓地批评着他们的懒惰与落后。
他们与这个陌生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就像是困在了太平洋的荒岛上，被完全孤立了起来。他们发现，剥开了那层虚伪的骄傲之后，原来，他们并不比这些愚蠢的乡巴佬强上多少。
他们终于慢慢懂得，再教育的真正意义原来是让他们无法反抗地去接受另外一种更差的生活。
他们承受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每一个人都借着回城探亲的机会，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恳求着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他们的两个人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忤逆时代！
他们唯一可以换来的，也只能是父母的流泪或是呵斥。
他们终于绝望了，人一绝望就会麻木。而对于麻木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什么不可忍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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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错不是外号，也不是我为了写这本书而擅自帮他改的，牛错真的就叫作牛错。
而我，之所以敢在文中写出“牛错”这两个真实的字，是因为，牛错已经死了很多很多年，和他同一年死的那些人，骨头早都可以用来敲鼓了。但是，牛错的却不行，他连骨头没有了。
在牛错死的那年，有着一条极度混账的法律规定：枪毙一个犯人，如果犯人家属想找官府要回尸体的话，需要自己出五块钱的子弹费。五块钱，在那个年代不算太多，但对于土里刨食的乡下人家而言，也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数额。至少，够一家三口简简单单吃一个星期了。
牛错的母亲舍不得为他出那五块钱，所以，牛错死了之后，没有人帮他收尸。所以，他的尸体到底去了哪里也没有人知道。所以，他是一个连坟墓都没有的夭亡鬼。
那么，一个在多年前，就已经被挫骨扬灰、死无葬身之地的卑微之人，我当然也就毫无顾忌，敢写出他的真名了。
牛错的真名很奇怪，至少，是我在世上癫了这么几十年以来，见过的最怪的名字。牛错的名字是他母亲帮他取的，世上应该很少有母亲会给自己唯一的儿子取一个“错”字，正如世上应该也很少有母亲会因为不想出五块钱人民币而不给自己唯一的儿子收尸一样。
可牛错的母亲却偏偏这样做了。
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从怀上了牛错的那一刻开始，她就觉得这是一个错，一个让她后悔终生，却再也无法改正的错。
建国初期，中国国内发生了一波接着一波事件，导致国民生产和经济建设几乎彻底停滞下来，失业率逐年升高，城市里面已经无法安顿连续几届总数过千万的毕业生就业。
人数如此之多，正值青春，精力无限，却又无所事事的年轻人整日整夜游荡玩乐在全国各大城市的大街小巷里，无疑已经对当时社会的安定和管理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于是，一九六八年十二月二十二号，《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名为《我们也有两只手 不在城里吃闲饭》的文章。在文章中引用了毛泽东所说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随即，在九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上下，无数风华正茂的知识青年前仆后继，上山下乡运动，风起云涌地开展了起来……
是时，有一位刚刚毕业于长沙周南女中的美丽肖姓姑娘。在偶像的强大感染之下，肖姑娘义无反顾地带着无限浪漫主义的遐想，投身进了接受再教育，建设广阔天地的行列中。
但可惜的是，她没有成为梦想中如同八千湘女上天山那样光荣的建设兵团女兵；也没有被分配到白山黑土的北大荒，去当一名骄傲的女拖拉机手。
她仅仅只是被人带着来到了离家几百公里之外的山区里面，一个叫作九镇的小地方。
这里，说好，却又远远比不上生她养她的省城长沙；说坏，却也有山有水有炊烟有人家，并不太用得上她甘愿付出青春和生命来改天换地，建设一切的热情；说近，却也喝不到甘甜的白沙井水，见不到嘘寒问暖的亲人；说远，又连本省都还没有走出去，曾经幻想的天山、边荒那样骄傲的浪漫与豪情，根本就无从谈起。
也许就在来到九镇的那一刻，肖姑娘就已经发现，原来广阔的天地对于她这个小小的个体而言，并不是那样的广阔。也许，她已经犯下了一个来不及后悔的错。
肖姑娘和几个同伴一起，被分配到了当时九镇区下属一个叫作封水溶的小山村，刚来的时候，村里那些淳朴的乡下人对他们几个从大城市来的稀客非常客气周到。村里还专门出面组织了一些青壮劳力，将村支部旁边一间空闲的杂房扩建打扫，让他们住上了那个年代中本地乡村极为少见的红砖房。
他们忐忑不安地住了下来，他们以为自己还需要接受的再教育，会像是在城里的课堂上一样，被骂被训，却也能够学习到很多感兴趣的知识。但是，这里却完全没有人教育他们，也没有人盯着他们，让他们学习。除了每次开会，村支书都要例行公事地说些套话之外，他们唯一需要做的就是参加枯燥繁重的农活来挣工分。
他们里面没有人会做饭，于是，每天都会有几户人家屋里的堂客媳妇给他们送菜，时不时的，还能吃上一些精明能干的农户自己弄来的野味。
他们没有人会干农活，于是，每次开工，村里的汉子们都会主动地教他们，甚至帮他们，生怕累坏这些大地方的金贵娃娃。
但是，他们还是不开心。
这里没有城里的自来水，要喝水，就得每天早上跑几里地，去河边自己挑，然后灌进门前的那口大缸里，累人且不说，时不时的还常常可以看见漂浮在水上面的小昆虫；这里没有城里柔软的卫生纸，只有一种稻草做的草纸，擦起屁股来，粗糙刮人，一点都不吸水；这里没有城里的冰棍与风扇，热极了渴极了也只能自己摇着把破蒲扇强忍；这里没有城里的香肥皂，再脏再臭，也只有一盆清水；这里没有电影，没有小说，没有公交车，没有漂亮的姑娘和伢子；有的只是吐齿不清的老人唱着听不懂的戏文，聒噪的广播里播着村支书故作文雅却又洋相百出的讲话，浑身都是苍蝇的大水牛，以及一些蓬头垢面、粗野不堪的男男女女。
这个世界上，最为善变的两样东西就是天上的云与年轻人的心。
年轻的人们，热情消退的时候，就如同降临的时候一般，快如闪电，刻不容缓。当浪漫的幻想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些半大的孩子们再也受不了了。
他们开始偷懒，开始怠工，开始想方设法地回家休假，也开始讽刺而骄傲地面对着那些什么都不懂、愚蠢而肮脏的乡下人。
一开始，乡下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还是一如既往地亲热而客套。但是时间一长，从知青们的眼神中，从他们的嘴角边，从他们的沉默里，愚蠢的乡下人也终于渐渐明白了过来。于是，不再有人给他们送饭菜，不再有人教他们劳作，不再有人帮他们挣工分。村里开会的时候，也不再善意地回避问题替他们留面子，而是当面点名道姓地批评着他们的懒惰与落后。
他们与这个陌生的世界离得越来越远，就像是困在了太平洋的荒岛上，被完全孤立了起来。他们发现，剥开了那层虚伪的骄傲之后，原来，他们并不比这些愚蠢的乡巴佬强上多少。
他们终于慢慢懂得，再教育的真正意义原来是让他们无法反抗地去接受另外一种更差的生活。
他们承受不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他们每一个人都借着回城探亲的机会，在父母面前痛哭流涕，恳求着这个世界上唯一关心他们的两个人能够拯救他们脱离苦海。
只可惜，没有人能够忤逆时代！
他们唯一可以换来的，也只能是父母的流泪或是呵斥。
他们终于绝望了，人一绝望就会麻木。而对于麻木的人来讲，这个世界上，也就没有了什么不可忍受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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