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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时就在船上，可以说是与我共患难的人啊！”
但刘伯温记得的好像并不是这些，而是当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胜利后回到应天的情景。据刘伯温回忆，朱元璋犒赏了活下来的将军们后，对刘伯温说：“我现在很悔恨当初去救小明王，如果不是老天的眷顾和陈友谅的愚蠢，我现在真不知身在何处。”
朱元璋说陈友谅愚蠢的理由，指的就是陈友谅应该直趋应天，而不是去攻洪都。这个论点，刘伯温早就反驳过。陈友谅远没有朱元璋想的那么蠢，他有他的计划。朱元璋说人家愚蠢，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侥幸成功后，对对手的刻意贬低而已。
他在沾沾自喜时，刘伯温冷冷地提醒他：“别忘了，陈友谅的大汉帝国还在呢。”
大汉帝国的确还在，武昌城中虽然哭声一片，但陈友谅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大汉帝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那个逃回来的陈友谅的次子陈理。
1363年阴历十月，朱元璋命徐达率领主力部队扫荡陈友谅地盘，徐达兵团如风卷残云，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武昌城下。武昌城顽强抵抗，徐达在武昌未占到半点便宜。春节即将到来时，朱元璋命令徐达继续围攻，而主力则撤回去扫荡陈友谅其他地盘。
1364年阴历二月，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在朱元璋疯狂的扫荡下只剩武昌一座孤城，朱元璋见时机已到，亲自出马，来到武昌城下。在持续不断且质量极高的攻击下，武昌城陷落，陈理在城池即将陷落时出城投降。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度过了最为光辉的三年和最为惨淡的一年后，离开人世。
朱元璋赢了，他几乎赢了整个南中国。不过，胜利者未必就是真王，失败者也未必就是真寇。宇宙中，最势利眼的动物非人类莫属，因为人类往往以成败论英雄。
陈友谅败了，可他应该有个接近于事实的、直接的评价。如果我们把陈友谅和朱元璋进行一番对比，就会得出一个并不讨朱元璋喜欢的答案：陈友谅和他半斤八两，他没有高出陈友谅半分，有时候，他还矮了陈友谅几分。
朱元璋说，陈友谅不讲道义，是禽兽，因为他杀他的主人徐寿辉。如果单从弑主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连禽兽都不如。陈友谅固然杀了他的主子徐寿辉，但人家只杀了一个。而朱元璋杀了两个，一个是他的主子郭天叙，另一个则是几年后的小明王。陈友谅杀徐寿辉是敢作敢当，人家承认自己杀了徐寿辉。可朱元璋杀郭天叙、小明王，却到死都不承认，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陈友谅如果是真小人，朱元璋就是伪君子。伪君子大言不惭地指责真小人，世界上最荒唐透顶的事莫过于此。
朱元璋还说，陈友谅凶暴，在内部搞政治斗争，把所有人才都杀掉了。如果这指责不是信口开河，那我们很难解释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的英雄智慧和英雄行为。我们更难解释，为什么在陈友谅去世后，大汉帝国在残破不堪的情况下，却支撑了四个月。事实上，朱元璋才是个搞政治斗争的顶级下三滥。他在建国后一系列屠杀功勋的行为，陈友谅望尘莫及。如果当时陈友谅还活着，看到他凶残的杀戮行径，肯定会一惊而死。
毋庸置疑，陈友谅在道德上有瑕疵，但那个混乱的年代，你讲道义，正如到猪圈里讲五线谱一样，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一不小心，就会被猪吃了。政治和道义是各行其是的，谁如果把它们搞混了，谁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又何尝讲道义？他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就是，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评价别人。他没有道义，却总喜欢用道义去评价他的对手。
陈友谅雄心壮志，胆气逼人，敢作敢为，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之一。朱元璋那些猥琐卑鄙的行止连给陈友谅提鞋都不配。陈友谅无法和朱元璋相比的就是手腕，朱元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用一系列为人和处世技巧来拉拢住别人，让别人为他赴汤蹈火，但他从不用真心回报。陈友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一个刘伯温式的谋略家，这就是命，人力在命运面前必须要止步。
朱元璋赢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并不能证明他比陈友谅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不是刘伯温和多次命运之神的眷顾，失败的可能是他。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运筹就能取得胜利的，谋划固然重要，但运气更重要。所谓绝对百战百胜的将军是不存在的，你要看他的对手是龙还是虫，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背后，必然倒下了一群猪一样的对手。朱元璋的对手陈友谅不是猪，遗憾的是，他进入鄱阳湖后就开始拥有了猪一样的运气。
所以，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千万要注意，成败论英雄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浅薄的。
不过，我们的历史还应该继续，陈友谅已死，朱元璋的确是赢了。他不仅赢得了实惠，还赢得了面子。就在1364年正月，他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两位宰相的官印理所当然地赏给了李善长和徐达，刘伯温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或许并不是朱元璋的吝啬，而是因为在朱元璋眼中，刘伯温只是个策划师、魔法家，宰相那把椅子，他是坐不上去的，坐上去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刘伯温却不这样看，他这种聪慧过人的人，用三年的时间足够看清一个身边的人。他认为，朱元璋是个政治高手，深谙官爵对人的重要性，正如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的，官爵是宝器，不能轻易给人。如果轻易施舍，那官爵的神圣性就不复存在，拉拢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武器。
有一件事让刘伯温印象深刻，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进行泛滥的封赏。即使在灭掉大汉帝国后，朱元璋也只是按平时的军功给一批将军们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封赏。这让很多人提出质疑，对于朱元璋的吝啬，他们气得发狂。在一次宴会上，几个鲁莽的将军借着酒劲，就向朱元璋发出了积攒已久的牢骚。
这些牢骚在酒气的缭绕下，冲进朱元璋的左耳，就要从右耳冒出时，他拍了下耳朵，牢骚在他脑海中荡漾了一会儿，他轻松地一甩头，从右耳出去了。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些将军们，眼光如毒蛇。当喧哗声渐渐平息后，朱元璋说：“你们跟我有年头了，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勇气了如指掌。即使我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上司应该知道，你们的下级也应该知道。你们如果功勋盖世，我怎么可能遗漏你们？可你们如果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吼叫着要什么封赏？那是你们应尽之事。”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下面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指着徐达说：“你看你们徐相国，功勋盖世，可你再看看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不仍是低级军官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过人之处，你们如果有过人之处，立下超人的功绩，我的眼睛会看到的，你们不要担心没有封赏，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你们是否建下功勋！”
这席话让那些将军们只是闭上了嘴，却让刘伯温脑海中唯一愚昧的角落里荡起了浪花。刘伯温一向是直来直去，是非分明，从来不绵里藏针。他喜欢把针亮给别人看，让人知道他就是一根坚硬的针，他更喜欢把棉花放在别人的胸怀，温暖别人的心。他永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把针藏在棉花里，让你既喜又惧，既爱又怕。
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最高明的政治手腕，它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比任何一门武器都要厉害。
刘伯温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个厉害角色。
朱元璋说：“你所有的谋划都是天衣无缝，你能贡献，我能审而听之，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终于确定了几年来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惑：他不是朱元璋身边的智慧口袋，朱元璋掏出来一个就用。他只是朱元璋身边的小药箱，朱元璋从里面拿出的药，要先加鉴别，然后才吃。
“你当时就在船上，可以说是与我共患难的人啊！”
但刘伯温记得的好像并不是这些，而是当朱元璋取得鄱阳湖之战胜利后回到应天的情景。据刘伯温回忆，朱元璋犒赏了活下来的将军们后，对刘伯温说：“我现在很悔恨当初去救小明王，如果不是老天的眷顾和陈友谅的愚蠢，我现在真不知身在何处。”
朱元璋说陈友谅愚蠢的理由，指的就是陈友谅应该直趋应天，而不是去攻洪都。这个论点，刘伯温早就反驳过。陈友谅远没有朱元璋想的那么蠢，他有他的计划。朱元璋说人家愚蠢，不过是一个三流货色侥幸成功后，对对手的刻意贬低而已。
他在沾沾自喜时，刘伯温冷冷地提醒他：“别忘了，陈友谅的大汉帝国还在呢。”
大汉帝国的确还在，武昌城中虽然哭声一片，但陈友谅的大旗依然高高飘扬，大汉帝国又有了新的领导人——那个逃回来的陈友谅的次子陈理。
1363年阴历十月，朱元璋命徐达率领主力部队扫荡陈友谅地盘，徐达兵团如风卷残云，一路势如破竹，进抵武昌城下。武昌城顽强抵抗，徐达在武昌未占到半点便宜。春节即将到来时，朱元璋命令徐达继续围攻，而主力则撤回去扫荡陈友谅其他地盘。
1364年阴历二月，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在朱元璋疯狂的扫荡下只剩武昌一座孤城，朱元璋见时机已到，亲自出马，来到武昌城下。在持续不断且质量极高的攻击下，武昌城陷落，陈理在城池即将陷落时出城投降。陈友谅的大汉帝国度过了最为光辉的三年和最为惨淡的一年后，离开人世。
朱元璋赢了，他几乎赢了整个南中国。不过，胜利者未必就是真王，失败者也未必就是真寇。宇宙中，最势利眼的动物非人类莫属，因为人类往往以成败论英雄。
陈友谅败了，可他应该有个接近于事实的、直接的评价。如果我们把陈友谅和朱元璋进行一番对比，就会得出一个并不讨朱元璋喜欢的答案：陈友谅和他半斤八两，他没有高出陈友谅半分，有时候，他还矮了陈友谅几分。
朱元璋说，陈友谅不讲道义，是禽兽，因为他杀他的主人徐寿辉。如果单从弑主这个角度来说，朱元璋连禽兽都不如。陈友谅固然杀了他的主子徐寿辉，但人家只杀了一个。而朱元璋杀了两个，一个是他的主子郭天叙，另一个则是几年后的小明王。陈友谅杀徐寿辉是敢作敢当，人家承认自己杀了徐寿辉。可朱元璋杀郭天叙、小明王，却到死都不承认，把责任统统推到别人身上。陈友谅如果是真小人，朱元璋就是伪君子。伪君子大言不惭地指责真小人，世界上最荒唐透顶的事莫过于此。
朱元璋还说，陈友谅凶暴，在内部搞政治斗争，把所有人才都杀掉了。如果这指责不是信口开河，那我们很难解释陈友谅手下大将张定边的英雄智慧和英雄行为。我们更难解释，为什么在陈友谅去世后，大汉帝国在残破不堪的情况下，却支撑了四个月。事实上，朱元璋才是个搞政治斗争的顶级下三滥。他在建国后一系列屠杀功勋的行为，陈友谅望尘莫及。如果当时陈友谅还活着，看到他凶残的杀戮行径，肯定会一惊而死。
毋庸置疑，陈友谅在道德上有瑕疵，但那个混乱的年代，你讲道义，正如到猪圈里讲五线谱一样，浪费时间和精力不说，一不小心，就会被猪吃了。政治和道义是各行其是的，谁如果把它们搞混了，谁就必然死无葬身之地。朱元璋又何尝讲道义？他最卑鄙的行径之一就是，用自己没有的东西去评价别人。他没有道义，却总喜欢用道义去评价他的对手。
陈友谅雄心壮志，胆气逼人，敢作敢为，是那个时代当之无愧的英雄之一。朱元璋那些猥琐卑鄙的行止连给陈友谅提鞋都不配。陈友谅无法和朱元璋相比的就是手腕，朱元璋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用一系列为人和处世技巧来拉拢住别人，让别人为他赴汤蹈火，但他从不用真心回报。陈友谅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控制能力，可惜老天爷没有给他一个刘伯温式的谋略家，这就是命，人力在命运面前必须要止步。
朱元璋赢得鄱阳湖之战的胜利，并不能证明他比陈友谅高明到哪里去，如果不是刘伯温和多次命运之神的眷顾，失败的可能是他。
世界上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是靠运筹就能取得胜利的，谋划固然重要，但运气更重要。所谓绝对百战百胜的将军是不存在的，你要看他的对手是龙还是虫，一个百战百胜的将军背后，必然倒下了一群猪一样的对手。朱元璋的对手陈友谅不是猪，遗憾的是，他进入鄱阳湖后就开始拥有了猪一样的运气。
所以，当我们审视历史时，千万要注意，成败论英雄是最不可取，也是最浅薄的。
不过，我们的历史还应该继续，陈友谅已死，朱元璋的确是赢了。他不仅赢得了实惠，还赢得了面子。就在1364年正月，他自立为吴王，建立百官司属。两位宰相的官印理所当然地赏给了李善长和徐达，刘伯温什么都没有得到。这或许并不是朱元璋的吝啬，而是因为在朱元璋眼中，刘伯温只是个策划师、魔法家，宰相那把椅子，他是坐不上去的，坐上去肯定会感到不舒服。
但刘伯温却不这样看，他这种聪慧过人的人，用三年的时间足够看清一个身边的人。他认为，朱元璋是个政治高手，深谙官爵对人的重要性，正如刘伯温在《郁离子》中说的，官爵是宝器，不能轻易给人。如果轻易施舍，那官爵的神圣性就不复存在，拉拢人就缺少了最重要的一件武器。
有一件事让刘伯温印象深刻，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并没有进行泛滥的封赏。即使在灭掉大汉帝国后，朱元璋也只是按平时的军功给一批将军们进行了微不足道的封赏。这让很多人提出质疑，对于朱元璋的吝啬，他们气得发狂。在一次宴会上，几个鲁莽的将军借着酒劲，就向朱元璋发出了积攒已久的牢骚。
这些牢骚在酒气的缭绕下，冲进朱元璋的左耳，就要从右耳冒出时，他拍了下耳朵，牢骚在他脑海中荡漾了一会儿，他轻松地一甩头，从右耳出去了。他一脸严肃地看着那些将军们，眼光如毒蛇。当喧哗声渐渐平息后，朱元璋说：“你们跟我有年头了，我对你们的能力和勇气了如指掌。即使我不知道你们的能力，你们的上司应该知道，你们的下级也应该知道。你们如果功勋盖世，我怎么可能遗漏你们？可你们如果只是尽了一个军人的职责，那吼叫着要什么封赏？那是你们应尽之事。”
说完，他停了一会儿，下面安静得连掉根针都能听到。他指着徐达说：“你看你们徐相国，功勋盖世，可你再看看和他并肩作战的兄弟，现在不仍是低级军官吗？为什么？就因为他们没有过人之处，你们如果有过人之处，立下超人的功绩，我的眼睛会看到的，你们不要担心没有封赏，要担心也应该担心你们是否建下功勋！”
这席话让那些将军们只是闭上了嘴，却让刘伯温脑海中唯一愚昧的角落里荡起了浪花。刘伯温一向是直来直去，是非分明，从来不绵里藏针。他喜欢把针亮给别人看，让人知道他就是一根坚硬的针，他更喜欢把棉花放在别人的胸怀，温暖别人的心。他永不可能像朱元璋那样，把针藏在棉花里，让你既喜又惧，既爱又怕。
这是一种“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的最高明的政治手腕，它以语言的方式呈现，比任何一门武器都要厉害。
刘伯温不得不承认朱元璋是个厉害角色。
朱元璋说：“你所有的谋划都是天衣无缝，你能贡献，我能审而听之，这就是你，这就是我！”
刘伯温大吃一惊，他终于确定了几年来始终萦绕在心头的疑惑：他不是朱元璋身边的智慧口袋，朱元璋掏出来一个就用。他只是朱元璋身边的小药箱，朱元璋从里面拿出的药，要先加鉴别，然后才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