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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零小说网 www.90xsw.net,清末四公子无错无删减全文免费阅读!

必其党欲为挟制之计,而该报复张其说也。臣之愚见,以为此事宜早决断,将已获之犯,速行处治,以绝其望。

    至案内牵连人员,应拿者拿,应黜者黜,应宥者宥,一经办理定夺,即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使为首者不能漏网,为从者不致生心。即外人欲来干预而事已大定,无所施其术矣。臣素知康有为、张荫桓居心诡谲,故望朝廷先发制人,庶免奸党煽乱。

    此奏又有一附注,专为张荫桓而发,基本上仍旧是客观的:

    再:臣正缮折间,适接邸钞,知康有为一案,已奉谕旨将徐致靖等分别审讯看管,此外概不深究。至张荫桓平日声名甚劣,虽非康有为之党,亦应按照屡次被参款迹,从重处罪。

    黄桂为笔者长亲,贵州人,时由翰林院编修改福建道御史。他当然是旧派,但却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幼时闻长辈言,他真能做到不二色。夏日盥沐,裸上半身擦背,若有女仆入室,即避至门后,古板如此。

    大致历代党争,辄令人有薰莸同器之恨。不过虽“阉党未必尽小人,东林未必尽君子”但代表正义一方的主事者,须是君子,则虽失败一时,于世道人心,仍大有帮助,如明末东林阉党之争,东林败得很惨,但“东林孤儿”所发生的影响,促成了康熙朝的盛运。摆脱狭隘的种族观念来看,自是历史上值得骄傲的一件事。而戊戌政变,最大的不幸是,真君子枉死,而伪君子康有为苟且偷生,并以作伪的方法,利用光绪的被幽,六君子的惨死,沽名钓誉,营私牟利。贤如梁启超,亦不免助师为恶。代表正义的一方,主事者的真面目如此,那就无怪乎民初北方政坛的丑态百出了。

    当然戊戌政变绝不能与明末天启年间的政潮相提并论。保皇党不同于东林,守旧派更非阉党。天启并不值得同情,值得为之一掬同情之泪的是光绪。但光绪可能至死不明白,害得他最惨的不是袁世凯,也不是荣禄,而是康有为。

    大家都知道,光绪最痛恨的是袁世凯。常常在纸上画一只乌龟,写上袁世凯的名字,然后将纸撕碎。又以写有袁世凯字样的纸悬在壁上,作竹弓竹箭的靶子。此种近乎童的举动,为一种无可奈何的发泄。我以为光绪之恨袁世凯,不在他告密,而在诬赖他有“密诏”付袁世凯要包围颐和园。而此“密诏”可能出于荣禄伪造,已如前面的分析。果如所言,则袁世凯亦为替人受过,只是受过的代价很不小,袁世凯应无所憾。

    其次,光绪恨的是荣禄。两宫一起召见大臣时,光绪几乎从不理荣禄。但荣禄却常存补过之心。废立一事,论者多归功于张季直为刘坤一所草一疏,其中警句:“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难防”笔力足以回天。其实若无荣禄在朝中主持,彼此取得内外相维的默契,刘坤一不敢贸然上折,即上亦未见得能发生有力的效果。主张废立者,实以“蒙古状元”崇绮为首,而徐桐力赞。崇绮自其女嘉顺皇后殉帝,闲废二十年,希望以此媚禧而得复起;徐桐则以不通的翰林,自以为卫道的重任,实在是两为帝师,声光权势先不逮李鸿藻,后不及翁同,此心不甘,想将大阿哥溥仪炮制成一个如同治之亲李、光绪之昵翁,可以由他摆布的皇帝。说起来都是私心。

    光绪之倒楣,在于荣禄、袁世凯、崇绮、徐桐,还有康有为,都拿他当作反面的政治资本,好比一张“人头支票”可借以诈欺搪债。所不同者,荣、袁、崇、徐,人尽皆知其为后党。而康有为则打着保皇的鲜明旗帜。而最讽刺者,则后党与保皇党,都诬赖光绪想以武装夺母之权。北方谓某人害惨了某人,辄谓之“送了他的忤逆”荣禄与康有为都送了光绪的忤逆,而光绪实非忤逆。康有为不特不为之辩,且推波助澜,证成其事。其肉安足食乎?

    康有为拿光绪这张“人头支票”行骗的手法是搞勤王。勤王要人要钱,故必须号召忠义之士,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梁启超改谭嗣同的诗、改林旭的诗,都是为了这个目的。

    梁启超改林旭之诗,不如改谭嗣同之诗之甚。但小动手脚,意思却大有出入。先说第一句:

    青蒲饮泣知何补(原作)

    伏蒲泣血知何用(改作)

    按:青蒲之典已如前述。惟其用青蒲,才可以表明是近臣造膝密陈。今以林旭受光绪特达之知,凡有谏奏,只要办得到,无不嘉纳,根本无须泣谏,更不会无补于事。然则近臣密陈“青蒲饮泣”的对象,既非皇帝,必是太后。

    今改为“伏蒲泣血”不过大廷苦谏,是一般忠烈的言官之所为,并不能表现林旭的近臣的身份,更不能显示泣谏的对象为太后。“泣血”亦不典,或者由评丁卯的诗:“却赖汉庭多烈士,至今犹自伏蒲论”而来,以“泣血”之泣来强调“烈士”之烈。

    这句诗中,梁启超用意最深的是改掉“青”字,抹煞“青蒲”即所以隐瞒林旭曾有向慈禧力谏之意。因为这表现了林旭调和两宫的本心,变成妥协主义。而梁启超要表现势不两立的战斗精神,当然要隐藏林旭的真心本意。末一字改“补”为“用”亦所以表现并无商酌的余地。

    再谈第二句:

    慷慨难酬国士恩(原作)

    慷慨何曾报主恩(改作)

    原作及改作酬报深恩的对象,虽皆为光绪,但报恩的原因大不相同。这一点于林旭的原意,颇有出入。就诗论诗,是点金成铁;就事论事,是抹煞作者的心迹。仅就前者而言,梁启超已经愧对故友了。

    按:林旭的原意是“国士待我,国士报之”报恩是因为光绪以国士相待,并非由于光绪是皇帝的缘故。作诗讲究贴切,切人切时切地切事,不独移用不到他人身上,即为其人,亦移用不到他时他地他事。此即是宋诗精髓。

    照梁启超一改,则是一般化了,凡为臣子,无不可用。化特殊为一般,恰就是梁启超改诗的用意,以君臣大义立论,则人人当奋起勤王,黄彰健:

    戊戌政变记记林旭此诗头两句作:“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其言“报主恩”与梁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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