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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5节机顶盒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切，都是小暖在电话里告诉杜思宝的。杜思宝最怕他打来不好消息的电话，对这一号电话还是喜欢听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增多，无线电视处于衰落状态。只保持了两三套节目，时断时续地播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下的村里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就没有多少人收看了。只有离有线电视装置实在太远的地方，还架有电视天线，不得已才收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套节目。
村级的有线电视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乡镇所在地有二十几套节目，县城有线电视可达三十多套。到了市里，节目可达四十多个频道。无线电视那几套节目，基本上没有人收看，估计那些向空中发射的电波，都耗散到太空里去了。
杜思宝两口子，因为女儿小静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机，成了一个小小电视迷而发愁。孩子进入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两口子干脆把电视机装进了箱子里，因噎废食式地彻底把电视打整了。到小静读高中的时候，前两年半，孩子住校，夫妇俩才把电视机重新摆在了客厅里，到了星期天，把电源拔掉，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小静犯电视瘾。
小静不在家时，两口子看电视，杜思宝喜欢看足球赛，范哲喜欢看肥皂剧，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儿。杜思宝就去玩电脑，让范哲一个人把电视承包了。到了小静要考大学前的冲刺阶段，范哲在市第七高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陪着女儿刻苦攻读，这电视又进入了休闲状态。
现在小静考入了一个省里的“三本”学校，上学去了，两口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一起没有话说，分别看电视和玩电脑，各自都有事情做，省得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杜思宝又经常很晚才回家，范哲有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搭一条毛巾被，在沙发上歪着脖颈流涎水。两个人每天没有十几句的话要说，弄得时间长了，范哲把所有的电视明星的名字和风流韵事儿，记得挺熟，却对他们扮演节目上的人物记混淆，说起来乱七八糟的。
市里的有线电视台，开始向市民推广数字电视的时候，一个机顶盒要六百多元。范哲对杜思宝说，咱们也买一个，听说有五六十套节目，还比较清晰。杜思宝说，算了，这四十多个节目还不够你看吗？范哲也就不再提起。
这以前的节目，从有线电视台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报纸上经常宣传模拟电视不如数字电视，卖电视机的“家电大世界”不断加大广告力度，说自己的“绿色环保电视机”已经接近数字化。杜思宝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欺骗消费者的。果然，... -->>
第95节机顶盒
就像范哲说的那样，非典过后，一些人抱怨自己遇到的所有倒霉事情，全都说是他妈的非典闹的！公司破产了，是非典闹的；本来能挣好多钱，没有挣到，是非典闹的；就连没有能够结婚，女朋友跑了，或者在心中想象的恋人，没有弄到手，也都是非典闹的。反正非典是个筐，怨天尤人时，什么事情都可以朝里边装。
人们的心理恐慌逐渐消散，经济也在逐步回升。大灾大难过后，完全没有必要总是沉浸在伤痛之中。瘟疫没有能够流行开来，说明从中央到地方，采取的措施是十分得力的。全国十几亿人口，患病人数不上五位数，死亡人数不上四位数。人们无法估计，要是没有这些措施，究竟会发展到何等局面。经过这一场人与自然的抗争，整个民族都是一次心理免疫。以至于后来“禽流感”爆发时，大家没有像在非典时期那样惊慌失措，而是平和应对，顶多到饭店里不吃家禽的肉。中国没有发生过“疯牛病”猪牛羊肉没有什么可怕的，照吃不误。歌舞升平、灯红酒绿又回到了社会上。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依靠电视这种大众传媒手段，足不出户地了解到疫情的发展状况。现在，在我们那里，从城市到乡村，彩电已经普及。电视机已经不再是奢侈品，而是家用电器了。县一级的广播电视局，曾经是最糟糕的单位。一个职能局，不过三二十个工作人员。一个电视差转台，一个广播站，就是全部家当。乡镇的党委书记们，如果提拔不到县级领导岗位上，肯定不愿意去广播电视局当局长，因为职工打架就可以打到他的面前。后来，有了有线电视，就有了收费项目，这单位马上红火起来。经费宽余了，办公楼盖起来，人员大幅度增加，再想当这个局长，领导们就要看谁的能耐大了。
县里有了有线电视以后，乡镇所在地和好一点的行政村，集资办起了有线电视。我们马寨村，就是在刘庆河支书的倡导下，最早办起有线电视的。村里在刘庆河家的房顶上支一口天线大锅，屋里装上信号增强装置，把调制好的信号通过传输线路连接到家家户户。
由于居住分散，传输线扯得远了，信号衰减得厉害，那些远一点的家庭接收到的电视节目，就会出现雪花斑点。这些人闹意见，找刘庆河算账说，我们集资的钱，算他妈的白扔了。
刘庆河专程到县城请来技术人员，好酒好肉地招待人家，让人家解决问题。其实很简单，人家用信号强度测量仪测量以后，在一些倍分线前端，加上了一个信号增强器，这问题就解决了。村里也制定了收费标准，很低，但足够养护费用。这一切，都是小暖在电话里告诉杜思宝的。杜思宝最怕他打来不好消息的电话，对这一号电话还是喜欢听的。
随着有线电视的增多，无线电视处于衰落状态。只保持了两三套节目，时断时续地播放，不能满足群众的要求。乡下的村里纷纷办起了有线电视，无线电视就没有多少人收看了。只有离有线电视装置实在太远的地方，还架有电视天线，不得已才收看为数不多的那么几套节目。
村级的有线电视一般只有十几套节目，乡镇所在地有二十几套节目，县城有线电视可达三十多套。到了市里，节目可达四十多个频道。无线电视那几套节目，基本上没有人收看，估计那些向空中发射的电波，都耗散到太空里去了。
杜思宝两口子，因为女儿小静一进家就打开电视机，成了一个小小电视迷而发愁。孩子进入初中以后，为了不影响她的学习，两口子干脆把电视机装进了箱子里，因噎废食式地彻底把电视打整了。到小静读高中的时候，前两年半，孩子住校，夫妇俩才把电视机重新摆在了客厅里，到了星期天，把电源拔掉，遥控器藏起来，不让小静犯电视瘾。
小静不在家时，两口子看电视，杜思宝喜欢看足球赛，范哲喜欢看肥皂剧，两个人看不到一块儿。杜思宝就去玩电脑，让范哲一个人把电视承包了。到了小静要考大学前的冲刺阶段，范哲在市第七高中附近租了一间房子，下班以后，到那里去陪着女儿刻苦攻读，这电视又进入了休闲状态。
现在小静考入了一个省里的“三本”学校，上学去了，两口子又恢复了以往的状态，在一起没有话说，分别看电视和玩电脑，各自都有事情做，省得产生不必要的摩擦。杜思宝又经常很晚才回家，范哲有时看电视看着看着就睡着了，搭一条毛巾被，在沙发上歪着脖颈流涎水。两个人每天没有十几句的话要说，弄得时间长了，范哲把所有的电视明星的名字和风流韵事儿，记得挺熟，却对他们扮演节目上的人物记混淆，说起来乱七八糟的。
市里的有线电视台，开始向市民推广数字电视的时候，一个机顶盒要六百多元。范哲对杜思宝说，咱们也买一个，听说有五六十套节目，还比较清晰。杜思宝说，算了，这四十多个节目还不够你看吗？范哲也就不再提起。
这以前的节目，从有线电视台传出来的是模拟信号，报纸上经常宣传模拟电视不如数字电视，卖电视机的“家电大世界”不断加大广告力度，说自己的“绿色环保电视机”已经接近数字化。杜思宝知道这是胡说八道，欺骗消费者的。果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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