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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可做。县城下来的干部,在乡镇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
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坛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
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片狼藉;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慑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地争着展示自己高强的“轻功”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我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之处,慢慢就听得让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聒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住,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黄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是镇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摩擦。级别越高,摩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
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
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
我们俩在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
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蹦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副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当一面时,他才发现,... -->>
谦和带班子同频生谐振
体制埋弊端异曲露杂音
打罢新春又一年。
正月初八,镇机关干部到位上班,开上一个全体会,提出一些要求,都是一些例行公事。因为群众还都沉浸在过年的氛围之中,所以实在没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可做。县城下来的干部,在乡镇松松散散地混上四五天的时间,又要回家过正月十五的元宵节,再过了正月十七才去上班。这个期间无论回到县城,还是住在乡镇,吃喝就是最主要的工作。
镇上有一个惯例,就是家住本地的班子成员约定俗成,分别宴请外地来这里工作的同志。年年在这一阶段,都要排出班次,从人大主席开始、到政协联络组长、再到副镇长,依次类推。到了每个同志的家里,一般都是摆上两三桌,把早已准备了的好酒好菜,招待大家,忙得家人团团转。因为党政班子成员基本上全部到场,因此,看似是一场宴请,实际上是一次扩大了的党委酒会。席间的气氛比不得会议上,大家说话比较随便,工作能够轻松地安排出去,又扎扎实实起到了联谊的作用。
既然是班子成员的聚会,就有了高下之分:在每一个同志的家里,书记当然是主角,敬酒、划拳都要先冲着书记来。好在不管是哪一场,只要有所节制,当书记的是不会喝得烂醉的,因为副职们抢着替你喝酒,几个量大的副职就是你的酒坛子,称职而且得体。于是,几个大侠级的老弟就整天喝得哏哏喽喽的。
酒场如战场,功夫何等了得的弟兄们,进入情况时用的是“铁头功”;敬酒过程中才有点点到为止的意思,但只跟请客的同志及其家人进行较量、周旋;三巡过后,进入打拼状态,切磋之中各自使出“鹰爪功”下手凶狠,决战必胜,把席面上搞得一片狼藉;打斗最激烈的时候嘴也闲不着,豪言壮语逐渐演变成胡言乱语;混战到最后,个别弟兄还不时地运出“胃部高压喷射功”用烟酒肉菜混合气味震慑全场;送别后主人留下打扫战场,客人走起路来,一个比一个地争着展示自己高强的“轻功”
经过一年多的相处,我对同志们的脾气禀性基本上搞清楚了。大家在一起工作,难免经常磕磕碰碰,舌头跟牙还打架嘛。当一把手的,千万别把这些小肚鸡肠之类的东西当回事儿。刚开始到任时,不了解这些情况,副职们总爱在有事没事时,到书记屋里说一些其他人的不是之处,慢慢就听得让人发烦。个把月后,才知道这个机关历史上就有这种坏毛病,历任书记也许就是喜欢听,可以从中发现矛盾,各个击破,达到控制下属的目的。久而久之,同志们之间相互在一把手处上烂药。如果不是你心中有数,把他们互相攻讦的话都信以为真了,你的下属肯定没有一个好东西。
我对这种现象很不以为然,想我的前任们如果靠掌握人的短处来支配大家,终究不是善策。同志们之间搬弄是非的坏毛病实际上是领导惯出来的,影响团结,削弱战斗力,此风不可长。我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来我屋里在耳边聒噪的,干脆不去理他,也不打摆他,只是没事找事,干点别的事情,要不然就找张报纸或一本书,旁若无人地忙碌。听者只要心不在焉,说者自然就会感到没趣,话头不得不打住,讪讪地告辞。不到半年,这种坏风气就不明显了,大家没有必要到一把手屋里争宠献媚,争风吃醋,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了,工作反而更加协调一些,气氛趋于融洽。这也是急病快治、慢病慢治的办法,不知不觉间,班子成员之间的气顺了,少了许多杂音。
我们党是执政党,党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但在各级机构设置上,又把党政分设,存在着两个正职。这是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的奇特的官场资源配置。中国的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又要强调党的领导作用,党政两个主职如果不善于合群共事,就很容易形成“双黄蛋”个头虽然不小,却延续不了政治、经济的活力和生命。幸好在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权机构中,对政府的首长另配以党的副职职务,如县长是县委副书记、镇长是镇党委副书记,这样一来,职级之间的差别就存在了,起到了“家有千口,主事一人”的作用。但在职能上、体制上仍有许多相互掣肘现象。就这样,除了中央是党政军一肩挑外,省以下的党政官员都存在摩擦。级别越高,摩擦可能越厉害,只不过在公开场合及媒体上显得无比团结,暗地里斗起来更加惊心动魄罢了。
乡镇工作是基层工作,少了许多繁文缛节,但是,书记、镇长之间的矛盾依然是广泛存在的,两个主职相互尊重、搭配恰当的,就能够唱好一台戏。然而大多数乡镇都做不到这一点,少数地方两个人干脆就是公开地干仗。我和春亭搭帮的一年后,就多多少少逐渐显现出一些不愉快来。
说心里话,春亭是个好人,他从来没有玩人整人的心计,若不是体制上的弊端才形成裂痕的话,实在是个好伙计。从智力因素上讲,他没有过人之处,思路不算清晰,没有稿子时,在会上讲起话来东扯葫芦西扯瓢的。相处一年多了,想起来,没有觉得他有多少坏毛病。脾气倒是有点古怪,平时不爱说话,一说话,就是瞪眼训人,几个副镇长,找他汇报工作后,总是弄一肚子气。只有见了女同志,才会眉开眼笑。
他的年龄比我稍大一点,我们的相互尊重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格局:我尊重他,是像尊重老大哥;他尊重我,是下属对上级。我隐隐约约觉得,他这个人虽然没有多少心机,但人毕竟是有血有肉的,时间一长,就会自然而然地滋生出一些是非来。
我们俩在相处之中,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开始,是一个相互了解的过程“懒驴推磨”的办法,决定了他不可能当上一把手,他自己心里很清楚,要不是前任孟镇长下台,广远给他弄了个镇长当,他不过仍然是一个组织书记。我的到来,显然暂时堵住了他升任书记的路子,虽然不会有太大的意见,但面子上的需要仍然叫他在欢迎我的会议上大讲自己在部队的经历,这不过是一种宣泄。我一下来就当书记,他多少以为我乡镇工作肯定不熟悉,认为他自己已经驾轻就熟,就多少在尊重中带有一点扛膀子、看笑话的意味。
随着工作进展,决策能力的体现,特别是在换届选举之后,他心里开始服气了,就事事处处向我请示汇报,蹦出的话往往不多,却显出一副很贴心的样子。后来,除了去省里跑水利、交通上的项目,带他实在没用外,出远门时我都要带上他,让他觉得很开心,殊不知我主要是怕他在家用倔脾气干事扒乱子。这样一来,我们一直相处得比较和谐,形成了一种动态平衡。
这种平衡在我外出期间给打破了,让他在家独当一面时,他才发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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