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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死了，崇祯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
这场民变来势汹汹，顽强不息，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次民变虽然“源远流长”，但其主流起点是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众在府谷起事。
王嘉胤起事引发连锁反应，安塞“响马”高迎祥、清涧王左挂、汉南王大梁等也纷纷率众造反。此后民变就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民变的队伍。
对于这场灭亡明朝的民变，应该如何认识？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性质是什么？讲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个问题。
关于民变的原因。
我认为自然灾害以及官员腐败只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崇祯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崇祯初的民变与历史上的民变有共同的地方，都有灾荒、腐败、压迫等因素，但是以中国幅员之大，东南西北各地不可能年年都风调雨顺，可以说局部灾荒很常见，虽然史书对于灾荒的记载触目惊心，可是只要是灾荒就没有好看的。
一般由灾荒引起的民变，只要赈灾得力，是可以平息的。然而崇祯朝虽也尽力赈灾，却收效甚微，民变愈演愈烈。
至于统治阶层的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大同小异，崇祯朝也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
民变发生的时机，正是崇祯大规模清洗朝臣的时候，平反后的东林党人致力于报仇雪恨，与魏忠贤集团有瓜葛的大臣则人心惶惶，整个朝廷陷于瘫痪，无人过问题政事，政府的社会面控制力下降，对军队的管理也日益松散，士兵频频发生哗变，流入社会的逃兵点燃了民变的星星之火。
这是民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关于民变的性质。
我认为民变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农民起义，而是哗变的军人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的一种变乱，其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十分巨大，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明朝中期以后，人民起事时有发生，但是崇祯初年发生的民变与以往的民变有质的不同。哗变的士兵是引发民变的直接因素，也是整个民变过程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
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
哗变的士兵既无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只有发挥军事特长，聚集饥民众落草为寇。
边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边兵的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
应该说饥军和饥民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造反有逼上梁山的一面，也有反抗压迫的正义一面。但是谁又能说受害者所做一切就天然就是合理正义的呢？受害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呢？
按照我们现有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有凭借土地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认为地主收取地租就是剥削，只有当地主收取的地租超过必要的限度，才算是剥削。这个度如何确定，还是应当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任何社会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
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也因该受到保护，那种吃大户，抢地主的行为，并非天然就是合理的。
明朝末年的民变未必不以平民百姓为侵害对象，而明政府也未必没有保护人民群众的一面。
另一方面，民变领袖不配合政府，不接受招抚安置，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以劫掠为职业，乐此不疲，他们像游牧部落一样，四处流动抢掠杀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给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即使是在丰年也制造出灾荒和灾民，胁裹灾民源源不断加入，使社会长期得不到安宁。
因此民变也带有流寇的性质。
历史不因人而异，不因人设事，它就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认识。那种把历史事件简单化，轻视古人的看法，十有八九是不全面的。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历史原貌，其次才是讨论是非成败，“客观公正”是最高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在提到这场变乱时，不使用“农民起义”一词而使用“民变”，不使用“农民军”一词而使用“民军”。（未完待续）
袁崇焕死了，崇祯的麻烦才刚刚开始——陕西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
这场民变来势汹汹，顽强不息，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
这次民变虽然“源远流长”，但其主流起点是崇祯元年（1628年）七月，陕西定边营逃卒王嘉胤聚众在府谷起事。
王嘉胤起事引发连锁反应，安塞“响马”高迎祥、清涧王左挂、汉南王大梁等也纷纷率众造反。此后民变就像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李自成、张献忠约在1630年前后也加入了民变的队伍。
对于这场灭亡明朝的民变，应该如何认识？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性质是什么？讲述这段历史之前，我们应该首先弄清这个问题。
关于民变的原因。
我认为自然灾害以及官员腐败只是一部分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崇祯大规模清洗造成的政治乱相是引发民变的重要因素。
不可否认，崇祯初的民变与历史上的民变有共同的地方，都有灾荒、腐败、压迫等因素，但是以中国幅员之大，东南西北各地不可能年年都风调雨顺，可以说局部灾荒很常见，虽然史书对于灾荒的记载触目惊心，可是只要是灾荒就没有好看的。
一般由灾荒引起的民变，只要赈灾得力，是可以平息的。然而崇祯朝虽也尽力赈灾，却收效甚微，民变愈演愈烈。
至于统治阶层的腐败，对人民的压迫，在整个封建社会都大同小异，崇祯朝也并不比其它朝代更甚。
民变发生的时机，正是崇祯大规模清洗朝臣的时候，平反后的东林党人致力于报仇雪恨，与魏忠贤集团有瓜葛的大臣则人心惶惶，整个朝廷陷于瘫痪，无人过问题政事，政府的社会面控制力下降，对军队的管理也日益松散，士兵频频发生哗变，流入社会的逃兵点燃了民变的星星之火。
这是民变发生的直接原因。
关于民变的性质。
我认为民变的性质不是单纯的农民起义，而是哗变的军人胁裹难民，流动掠夺，并以此为职业的一种变乱，其造成的社会破坏性十分巨大，不值得提倡和美化。
明朝中期以后，人民起事时有发生，但是崇祯初年发生的民变与以往的民变有质的不同。哗变的士兵是引发民变的直接因素，也是整个民变过程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
民变的首领大多有军事背景：王嘉胤是长城边的定边营逃卒、王左挂、张献忠是延绥逃卒、神一元是辽阳逃卒、李自成是驿卒。
哗变的士兵既无土地等生产资料，也没有什么劳动技能，只有发挥军事特长，聚集饥民众落草为寇。
边兵狡黠凶悍，具有一定的军事素质、较强的生存能力和组织能力。边兵的这些特点使明末的变乱从一开始就呈现出范围广、发展快、战斗力强、难以扑灭的特点，这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有所不同。
应该说饥军和饥民都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他们造反有逼上梁山的一面，也有反抗压迫的正义一面。但是谁又能说受害者所做一切就天然就是合理正义的呢？受害者就可以为所欲为呢？
按照我们现有的观点，人们可以按照生产要素进行分配，在农业社会，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有凭借土地分配的权利，因此，不能认为地主收取地租就是剥削，只有当地主收取的地租超过必要的限度，才算是剥削。这个度如何确定，还是应当由供求关系来决定，任何社会也无法做到绝对公平。
因此，土地所有者的财产也因该受到保护，那种吃大户，抢地主的行为，并非天然就是合理的。
明朝末年的民变未必不以平民百姓为侵害对象，而明政府也未必没有保护人民群众的一面。
另一方面，民变领袖不配合政府，不接受招抚安置，不通过和平方式解决问题，而是以劫掠为职业，乐此不疲，他们像游牧部落一样，四处流动抢掠杀人，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给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很大威胁，即使是在丰年也制造出灾荒和灾民，胁裹灾民源源不断加入，使社会长期得不到安宁。
因此民变也带有流寇的性质。
历史不因人而异，不因人设事，它就在那里，等着人们去认识。那种把历史事件简单化，轻视古人的看法，十有八九是不全面的。
历史学的主要任务是恢复历史原貌，其次才是讨论是非成败，“客观公正”是最高原则。
基于上述认识，本书在提到这场变乱时，不使用“农民起义”一词而使用“民变”，不使用“农民军”一词而使用“民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