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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忽必烈的谋士中，郝经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郝经的祖先是潞州（今长治市）人，后迁至泽州的陵川（山西晋城），是儒生世家，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问的老师。金朝末年，他的父亲郝思温避难至河南鲁山。金亡后，迁居顺天。他家境贫寒，白天背柴担米供养家里，晚上则读书。五年后，被张柔、贾辅知晓，请为上宾。这两人家里藏书万卷，郝经通读之后，无有不晓。他来往于燕、赵之间，元好问常和他讲：“你像你的祖父，才气过人，要努力啊。”
从个人的角度讲，郝经的确是一个经得起磨难的人，而且很明显他和元好问的关系非常密切。
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当时的北方文坛盟主。不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就是在儒门中，也有点被刻意忽略，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身为汉人，当然现在是金人，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好像问题并不大，反正捏着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点无耻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郝经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不乏对蒙古人的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老百姓更应当对他们“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重用，他就变了。在他所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明确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由此可见，“和平演变”的知识产权，根本就不属于西方人，我们的儒生真应该向他们收大把的专利费。
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指导，再加上忽必烈对他们的重用，汉军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随忽必烈，也就并不奇怪了。
可是，无论如何，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虽然我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天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的强盗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别人举起所谓的“儒家道统”旗子，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维护别人的统治，如此的行径又让别人怎么想？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别人，还是先问问这些所谓的儒生。
元好问也是郝经的老师，不难想象，他对郝经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同样是影响，杨邦和胡铨带给文天祥的，为什么又不同？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客气的说，恐怕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讽刺，这个重文轻武，以文教治国，被视为文人天堂的灿烂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陨落过程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们亲手... -->>
在忽必烈的谋士中，郝经应该算是一个非常有代表性的人物。
“郝经，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徙泽州之陵川，家世业儒。祖天挺，元裕尝从之学。金末，父思温辟地河南之鲁山。……金亡，徙顺天。家贫，昼则负薪米为养，暮则读书。居五年，为守帅张柔、贾辅所知，延为上客。二家藏书皆万卷，经博览无不通。往来燕、赵间，元裕每语之曰：‘子貌类汝祖，才器非常，勉之。’”
郝经的祖先是潞州（今长治市）人，后迁至泽州的陵川（山西晋城），是儒生世家，他的祖父郝天挺曾是元好问的老师。金朝末年，他的父亲郝思温避难至河南鲁山。金亡后，迁居顺天。他家境贫寒，白天背柴担米供养家里，晚上则读书。五年后，被张柔、贾辅知晓，请为上宾。这两人家里藏书万卷，郝经通读之后，无有不晓。他来往于燕、赵之间，元好问常和他讲：“你像你的祖父，才气过人，要努力啊。”
从个人的角度讲，郝经的确是一个经得起磨难的人，而且很明显他和元好问的关系非常密切。
元好问是金、元之间最有成就的作家和历史学家，当时的北方文坛盟主。不仅二十四史中的《金史》纂修，主要依赖他的著述，而且他的词，写的绝对可以媲美宋代大家，很多人都耳熟能详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就出自其手。
但元好问又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学者，甚至可以说就是在儒门中，也有点被刻意忽略，因为他有两件事为后人所诟病。一是他向北元举荐了五十四名金朝儒士；二是在他晚年，他与友人张德辉一起北上觐见忽必烈，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同时还请忽必烈免去儒生的兵赋，忽必烈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身为汉人，当然现在是金人，以旧朝之人向新朝举荐人才，好像问题并不大，反正捏着鼻子也就算了。而且他举荐的人中，有十五个在元史中有传，说明他的眼光还是不错的。但拜忽必烈为儒教大宗师，就无论如何都让人感到有点无耻了，老忽又有鸟资格当什么儒教大宗师？
后人有时候很奇怪这些儒生的行为，也许我们只有理解了“汉统”与“儒家的道统”之间的关系，才能明白他们的所为。
郝经在他早期的诗文里面，不乏对蒙古人的攻击，如“北方胡为来，掣箭飞砂石”，老百姓更应当对他们“暗而陷(井)之”等等。可是等他被忽必烈招进王府重用，他就变了。在他所写的《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为从理论上阐明北元政权的“道统”，他明确指出：“今日能用士，而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
这在儒学中叫什么，这叫“用夏变夷”。由此可见，“和平演变”的知识产权，根本就不属于西方人，我们的儒生真应该向他们收大把的专利费。
有了儒生们理论上的指导，再加上忽必烈对他们的重用，汉军三大世家基本上忠心耿耿地追随忽必烈，也就并不奇怪了。
可是，无论如何，咱总觉得其中好象有点不对劲。生活在这块东亚土地上的人，仅仅就是由你们这些所谓的“士”和“儒”来代表吗？不见得吧？
虽然我们说不出多少道理，但是，我们至少可以说，把“儒家道统”寄托在一个“汉化”的忽必烈身上，这本身就有问题。这说明您有依赖性，甚至完全可以说您“软”。而且从更长的历史角度来看，您这样的行为，为后世开了一个极为恶劣的例子，虽然您并不是第一个。
每一个从外面到这块土地上杀一下、抢一把的家伙，只要实行所谓的“儒家道统”，就可以被原谅，甚至接受他们了？为什么后世的满清来了，杀了个尸山血海，又大肆起用这些士子儒生？为什么日本人也来了，烧杀淫掠，又大谈什么“王道乐土”？别人的眼睛始终在盯着你们，他们早就从历史中了解了你们，甚至看透了你们。
在蒙古入侵北中国时，郝天挺在逃避战乱的过程中病逝，郝经的家族里更有多人死于兵祸。郝家正是在三峰山之战的过程中，撞上了蒙古汉军的河北兵，由此全家归顺，所以后来才能被张柔所知。
这样一个有着家仇国恨、理应对入侵的强盗痛恨不已的人，一旦别人举起所谓的“儒家道统”旗子，立刻就变了，转而改为极力维护别人的统治，如此的行径又让别人怎么想？
“儒”的名声为什么被搞坏了？它的地位为什么在后世一落千丈？不要找别人，还是先问问这些所谓的儒生。
元好问也是郝经的老师，不难想象，他对郝经是有很大影响的。但同样是影响，杨邦和胡铨带给文天祥的，为什么又不同？如果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评价，不客气的说，恐怕只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句话。
历史总是会给我们留下很多讽刺，这个重文轻武，以文教治国，被视为文人天堂的灿烂的宋朝文明，恰恰是文人，在它的陨落过程中，扮演了许多不光彩的角色，是他们亲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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