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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召集门徒，奥斯卡会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单凭这一条，我就不适合去接替耶稣。可是，当时的天命却循着这条和那条曲折的道路寻访到我的耳朵，使我成了继承人，虽说我并不信仰我的前任。不过，如教规所说：怀疑者信，不信者信得最长久。耶稣在圣心教堂里向我个人显示了小小的奇迹，我无法用怀疑将它埋葬，相反，我试图让耶稣重复一次击鼓表演。
奥斯卡多次去那座砖砌教堂，没带玛丽亚。我一再从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溜走，她死死地坐在椅子上，无法阻拦我。耶稣向我显示了什么呢？我为何深更半夜还待在教堂的左耳堂，让教堂司事把我锁在里面呢？为什么奥斯卡让自己在左侧祭坛前冻得四肢僵直、耳朵硬似玻璃呢？我牙齿格格响地奉承也罢，我牙齿格咯响地咒骂也罢，我终究听不到我的鼓声，也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惨哪！午夜时分，在圣心教堂的铺砖地上，我的牙齿格格直响，我活到现在还从未听到过呢！哪个傻瓜能找到比奥斯卡更妙的拨浪鼓1呢？我模仿着布满不惜弹药的机关枪的一段阵地，我在上颚和下颚之间设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处，内有办事女郎和打字机。我的牙齿的格格声传向四方，引来了回声与掌声。立柱打寒战，拱顶起鸡皮疙瘩，我的咳嗽声用一条腿跳过铺砖地棋盘，到十字路口往回走，登上中堂，飞上唱诗班席，咳嗽六十次，像一个巴赫协会，不在唱歌，却在排练咳嗽。我正希望着奥斯卡的咳嗽声能钻进管风琴的管子里去藏起来，不再作声，直到星期天弹奏众赞曲时才发作，这时，圣器室里传来了咳嗽声，紧接着又由布道坛传来，最后消失在主祭坛后面，在十字架上那个体操运动员背后。它很快就咳出了它的灵魂。我的咳嗽咳着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2，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成。童子耶稣没有受冻，却僵硬地拿着我的鼓棒，抱着粉红色石膏大腿上的我的铁皮，没有敲鼓，没有确认我的继承权。奥斯卡真希望能得到一份吩咐我接替基督的书面证明——
1文字游戏。拨浪鼓是klapper，变成动词是klappern，意为格格响。
2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终前的话，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那时的习惯或者说不良习惯至今仍留在我身上。在参观教堂，甚至在参观最著名的大教堂时，我只要一踏上铺砖地，即使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之下，便会放声持续地咳嗽，这咳嗽声会各按哥特式、罗马式或巴罗克式的风格、高度和宽度扩展开去。再过若干年，我还将让奥斯卡的鼓回响起我在乌尔姆以及施佩耶尔大教堂的咳嗽声。不过那时候，当我于八月中旬让坟墓般冰冷的天主教精神对我施加影响时，我是不会想到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参观教堂的。除非我是个穿军装的人，参加了有计划撤退，那才有可能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记上：“今天撤出奥尔维耶托，教堂的正面构造妙不可言，待战后再同莫妮卡一起到此一游，仔细观赏可也。”
变成常去教堂的人，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把我拴在家里。家里有玛丽亚。可是玛丽亚有马策拉特。家里有我的儿子库尔特。不过，这个小淘气已经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了。他把沙子扔进我的眼睛，抓我，他的手指甲竟折断在父亲的肉里。我的儿子还对我挥舞拳头，手指节骨那样白，使得我只要一看到这对敏捷的双胞胎1，鲜血就会从鼻子里迸涌出来——
1指库尔特那一对拳头。
奇怪的是，马策拉特关怀我，尽管笨手笨脚，倒也出于真心。奥斯卡惊讶之余，便听凭这个他向来觉得可有可无的人把他抱在怀里，紧紧搂住，细细瞅着，有一次甚至吻了他，同时泪水直淌，与其说是对着玛丽亚不如说是对着自己说道：“这可办不到。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即使那个医生说上十次，而所有的医生也都这么讲。那种信尽管让他们写下去好了。他们肯定没有自己的孩子。”
玛丽亚坐在桌子前，像每天晚上那样把食品印花贴到裁开的报纸上。她抬起头来说：“你放心好了，阿尔弗雷德。你这样讲，好像这件事同我无关似的。不过，如果他们说，今天就得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对。”
马策拉特用食指指着那架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再也没有发出音乐声来的钢琴，说：“阿格内丝决不会这样做，也不允许这样做！”
玛丽亚瞧了一眼钢琴，耸起了肩膀，直到说话时才重新放下来：“这自然-，她是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处受人欺侮，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怎么去死！”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阴沉地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难道马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扔到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尽管奥斯卡多亏了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出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出来——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一流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流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管。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马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1——
1纳粹德国时期，曾根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奥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出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
电车尖叫一声刹住，几个人下车，叫骂，又上车。这点战果奥斯卡并不注重，为了消释怒火，他寻找着一份餐后小吃，在那如此缺乏美味甜食的岁月里寻找美味甜食，当他在朗富尔区最外缘、贝伦特家具作坊旁边、飞机场的大片木板房营地前面见到横卧在月光下的波罗的海巧克力厂的主楼时，他才让他的系带鞋止步。
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子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殖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偏偏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瞧瞧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在巧克力厂区前涂沥青的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但找不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奥斯卡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来势不猛，反倒是溜溜达达的，分散着走。奥斯卡还能再找一会儿，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到了栅栏的那一边，四个穿防风外套的小伙子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全都把手插在滑雪裤的裤兜里。
我马上明白，我的处境已无从改变，便先在衣服上寻找过栅栏缺口时被钩破的那个角。找到了，在右裤管上。我劈开两指量了量，真气人，口子还挺大，但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横竖如此，举头望天，等着从电车站、从公路、从铁路桥几方面过来的小伙子翻过栅栏，因为栅栏上那个缺口对他们不合适。
事情发生在八月底的某一天。月亮不时被云遮蔽。我数了数这些小伙子，总共二十人。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一九四四年我们遇上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四个年纪较大的捣蛋鬼身穿空军辅助人员制服。我现在记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是个樱桃丰收年。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奥斯卡周围，小声聊着，使用一种切口，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们相互间用古怪的名字称呼，我只记住了一小部分。譬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子，有一双模糊的抱子眼，叫他力支兔，有时也叫德力支兔。他旁边那个，他们叫他赤膊天使。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肯定不是最小的调皮鬼，上唇突出，是个咬舌儿，人家喊他煤爪。一个空军辅助人员，别人称呼他密斯特先生，又相当贴切地称另一个家伙为汤母鸡，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的名字：狮心。蓝胡子是个白嫩脸蛋的小子。有我熟悉的名字——托蒂拉和泰耶，另外两个叫贝利萨尔和纳赛斯，这真是太狂妄了。我比较仔细地打量着施丢特贝克。他头戴一顶真正的毡帽，呈凹形，像个养鸭池，身穿一件长雨衣，尽管年仅十六，却成了这伙人的头目。
他们并不瞧奥斯卡，想等他自己屈服，于是我坐到我的鼓上。两条腿真累，我一半开心，一半对自己恼火，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浪漫戏... -->>
若要召集门徒，奥斯卡会遇上难以克服的困难。单凭这一条，我就不适合去接替耶稣。可是，当时的天命却循着这条和那条曲折的道路寻访到我的耳朵，使我成了继承人，虽说我并不信仰我的前任。不过，如教规所说：怀疑者信，不信者信得最长久。耶稣在圣心教堂里向我个人显示了小小的奇迹，我无法用怀疑将它埋葬，相反，我试图让耶稣重复一次击鼓表演。
奥斯卡多次去那座砖砌教堂，没带玛丽亚。我一再从特鲁钦斯基大娘那里溜走，她死死地坐在椅子上，无法阻拦我。耶稣向我显示了什么呢？我为何深更半夜还待在教堂的左耳堂，让教堂司事把我锁在里面呢？为什么奥斯卡让自己在左侧祭坛前冻得四肢僵直、耳朵硬似玻璃呢？我牙齿格格响地奉承也罢，我牙齿格咯响地咒骂也罢，我终究听不到我的鼓声，也听不到耶稣的声音。
惨哪！午夜时分，在圣心教堂的铺砖地上，我的牙齿格格直响，我活到现在还从未听到过呢！哪个傻瓜能找到比奥斯卡更妙的拨浪鼓1呢？我模仿着布满不惜弹药的机关枪的一段阵地，我在上颚和下颚之间设了一家保险公司的经理处，内有办事女郎和打字机。我的牙齿的格格声传向四方，引来了回声与掌声。立柱打寒战，拱顶起鸡皮疙瘩，我的咳嗽声用一条腿跳过铺砖地棋盘，到十字路口往回走，登上中堂，飞上唱诗班席，咳嗽六十次，像一个巴赫协会，不在唱歌，却在排练咳嗽。我正希望着奥斯卡的咳嗽声能钻进管风琴的管子里去藏起来，不再作声，直到星期天弹奏众赞曲时才发作，这时，圣器室里传来了咳嗽声，紧接着又由布道坛传来，最后消失在主祭坛后面，在十字架上那个体操运动员背后。它很快就咳出了它的灵魂。我的咳嗽咳着说：各样的事已经成了2，其实，什么事也没有成。童子耶稣没有受冻，却僵硬地拿着我的鼓棒，抱着粉红色石膏大腿上的我的铁皮，没有敲鼓，没有确认我的继承权。奥斯卡真希望能得到一份吩咐我接替基督的书面证明——
1文字游戏。拨浪鼓是klapper，变成动词是klappern，意为格格响。
2这是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临终前的话，见圣经-新约-约翰福音。
那时的习惯或者说不良习惯至今仍留在我身上。在参观教堂，甚至在参观最著名的大教堂时，我只要一踏上铺砖地，即使处在最佳健康状况之下，便会放声持续地咳嗽，这咳嗽声会各按哥特式、罗马式或巴罗克式的风格、高度和宽度扩展开去。再过若干年，我还将让奥斯卡的鼓回响起我在乌尔姆以及施佩耶尔大教堂的咳嗽声。不过那时候，当我于八月中旬让坟墓般冰冷的天主教精神对我施加影响时，我是不会想到去遥远的地方旅游并参观教堂的。除非我是个穿军装的人，参加了有计划撤退，那才有可能在随身携带的小日记本里记上：“今天撤出奥尔维耶托，教堂的正面构造妙不可言，待战后再同莫妮卡一起到此一游，仔细观赏可也。”
变成常去教堂的人，对我来说并不困难，因为没有任何事情把我拴在家里。家里有玛丽亚。可是玛丽亚有马策拉特。家里有我的儿子库尔特。不过，这个小淘气已经越来越让人受不了了。他把沙子扔进我的眼睛，抓我，他的手指甲竟折断在父亲的肉里。我的儿子还对我挥舞拳头，手指节骨那样白，使得我只要一看到这对敏捷的双胞胎1，鲜血就会从鼻子里迸涌出来——
1指库尔特那一对拳头。
奇怪的是，马策拉特关怀我，尽管笨手笨脚，倒也出于真心。奥斯卡惊讶之余，便听凭这个他向来觉得可有可无的人把他抱在怀里，紧紧搂住，细细瞅着，有一次甚至吻了他，同时泪水直淌，与其说是对着玛丽亚不如说是对着自己说道：“这可办不到。我可不能把自己的儿子送走，即使那个医生说上十次，而所有的医生也都这么讲。那种信尽管让他们写下去好了。他们肯定没有自己的孩子。”
玛丽亚坐在桌子前，像每天晚上那样把食品印花贴到裁开的报纸上。她抬起头来说：“你放心好了，阿尔弗雷德。你这样讲，好像这件事同我无关似的。不过，如果他们说，今天就得采取这种办法的话，我真不知道究竟怎么办才对。”
马策拉特用食指指着那架自从我可怜的妈妈死后再也没有发出音乐声来的钢琴，说：“阿格内丝决不会这样做，也不允许这样做！”
玛丽亚瞧了一眼钢琴，耸起了肩膀，直到说话时才重新放下来：“这自然-，她是他的母亲，一直希望他会好转。可你已经看到了，他好不了，到处受人欺侮，不知怎么去活，也不知怎么去死！”
贝多芬的肖像始终悬在钢琴上方，他阴沉地打量着阴沉的希特勒。难道马策拉特从贝多芬的肖像汲取了力量不成？“不！”他吼道“决不！”他一拳捶在桌子上，捶在湿的、黏手的贴有印花的纸上，让玛丽亚把疗养院管理处的信递给他，读着读着读着读着，接着把信撕碎，把碎片扔到面包印花、肥肉印花、食品印花、旅行印花、重劳工印花、特重劳工印花之间，扔到怀孕的母亲和喂奶的母亲的印花之间。尽管奥斯卡多亏了马策拉特才没有落到那些医生的手心里去，但他从此以后便看出这么一件事——而且直到今天还看出来——只要玛丽亚一出现在他的眼皮底下，他就会看到一座漂亮的疗养院，它坐落在最佳的山区空气中，院里有明亮的、亲切的、现代化的手术室。在手术室加软垫的门前，腼腆然而充分信任地微笑着的玛丽亚把我交给了一流的医生。他们同样唤起别人信任地微笑着，他们放在白色的、消过毒的工作服后面的手里却拿着一流的、唤起信任的、立即生效的针管。如此说来，众人都离弃了我，每当马策拉特想要在帝国卫生部的来函上签字时，唯有我可怜的妈妈的阴影使他的手指动弹不得，多次阻止了我这个被离弃的人离开这个世界1——
1纳粹德国时期，曾根据希特勒的书面命令灭绝精神病患者等病人，其中包括低能和畸形儿童。
奥斯卡并非不知感恩的人。我的鼓犹在。我的声音犹在。读者诸君了解我同玻璃对阵时的全部战果，但我的声音不能向诸君显示什么新玩艺儿，诸君中间某些喜欢变变花样的定会觉得乏味。可是，对我来说，奥斯卡的声音是我的存在的证明，永远新鲜的证明，这一点是我的鼓所不及的。只要我还能唱碎玻璃，我就存在着，只要我的定向呼吸还能夺走玻璃的呼吸，生命就还在我身上。
那时候，奥斯卡唱得真多。他唱得多是出于绝望。每当我很晚很晚离开圣心教堂的时候，我总要唱碎点什么。我朝家里走去，从不寻找特殊的目标，而是挑选了一间灯光没有完全挡住的复斜式屋顶阁楼的窗户，或是一盏为防空涂成蓝色的闪闪烁烁的路灯。每次上教堂以后，我总要另选一条回家的路。这一回，奥斯卡穿过安东-默勒路去马利亚街。那一回，他沿乌法根路而上，绕过康拉德学校，让学校的玻璃大门当啷响，随后走过帝国殖民区去马克斯-哈尔贝广场。八月底的一天，我去教堂时已经太晚了。大门已经锁上，我决定绕一大段路，消消我的怒气。我走车站街，每逢第三盏路灯我就让它当啷落地，在电影院后面向右拐进阿道夫-希特勒街，让左边步兵兵营的沿街窗户躺倒，让一辆从奥利瓦方向迎面开来的有轨电车清凉我心，车里几乎空无一人，我把电车左侧涂暗了的玻璃悉数夺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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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我的火气已不再那么大，所以没有按传统方式立即向巧克力厂作自我介绍。我从容不迫地把月亮已经数过的玻璃再数一遍，得出的总数同月亮得出的相符，要是我现在就开始作自我介绍该有多好！可是，我首先得弄清楚那几个半成年人是怎么回事。他们从霍赫施特里斯区起，也许在车站街的栗树下就开始尾随我了。有六七个小伙子站在霍恩弗里德贝格路电车站旁的候车亭前面或里面，还可以看到另外五个站在通往索波特的公路的头几棵树后面。
我已经决定推迟对巧克力厂的拜访，给那些小伙子们让路，绕一段路，沿着飞机场旁边的铁路桥溜走，穿过劳本殖民区，直到小锤路旁的股份啤酒厂。这时，奥斯卡听到从铁路桥那边传来了他们的此起彼落的、信号般的口哨声。再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他们冲着我来了。
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尾随者业已露面但还没有开始追捕的时间内，一个人会慢吞吞地、细细品尝地列举出最后的解救办法：奥斯卡可以大声喊叫妈妈和爸爸。我可以用鼓召来某个人，或许召来一个警察。我的身材肯定能得到成年人的支持，不过奥斯卡自有他的原则，因此拒绝成年过路人的帮助以及警察的调解，偏偏受到好奇心和自信心的纠缠，想瞧瞧事态的发展，便干了件愚蠢透顶的事：我在巧克力厂区前涂沥青的栅栏上寻找一个缺口，但找不到，却见到那些半成年人离开了电车站的候车亭和索波特公路的树木的阴影。奥斯卡沿着栅栏往前走，铁路桥那边的几个也来了，木板栅栏还是没有洞。他们来势不猛，反倒是溜溜达达的，分散着走。奥斯卡还能再找一会儿，他们给我的时间恰恰是在栅栏上找到一个缺口所需要的，终于有一处缺一根木条，我便从缝里钻了过去，衣服不知哪儿被钩破了一个角。到了栅栏的那一边，四个穿防风外套的小伙子正好站在我的面前，全都把手插在滑雪裤的裤兜里。
我马上明白，我的处境已无从改变，便先在衣服上寻找过栅栏缺口时被钩破的那个角。找到了，在右裤管上。我劈开两指量了量，真气人，口子还挺大，但我装出无所谓的样子，横竖如此，举头望天，等着从电车站、从公路、从铁路桥几方面过来的小伙子翻过栅栏，因为栅栏上那个缺口对他们不合适。
事情发生在八月底的某一天。月亮不时被云遮蔽。我数了数这些小伙子，总共二十人。最小的十四岁，最大的十六七岁。一九四四年我们遇上一个炎热干燥的夏季。四个年纪较大的捣蛋鬼身穿空军辅助人员制服。我现在记起来了，一九四四年是个樱桃丰收年。他们三三两两地站在奥斯卡周围，小声聊着，使用一种切口，但我毫不费力就能听懂。他们相互间用古怪的名字称呼，我只记住了一小部分。譬如一个十五岁的小子，有一双模糊的抱子眼，叫他力支兔，有时也叫德力支兔。他旁边那个，他们叫他赤膊天使。那个个子最小但年纪肯定不是最小的调皮鬼，上唇突出，是个咬舌儿，人家喊他煤爪。一个空军辅助人员，别人称呼他密斯特先生，又相当贴切地称另一个家伙为汤母鸡，此外还有历史人物的名字：狮心。蓝胡子是个白嫩脸蛋的小子。有我熟悉的名字——托蒂拉和泰耶，另外两个叫贝利萨尔和纳赛斯，这真是太狂妄了。我比较仔细地打量着施丢特贝克。他头戴一顶真正的毡帽，呈凹形，像个养鸭池，身穿一件长雨衣，尽管年仅十六，却成了这伙人的头目。
他们并不瞧奥斯卡，想等他自己屈服，于是我坐到我的鼓上。两条腿真累，我一半开心，一半对自己恼火，这显然是孩子们的浪漫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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