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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护着一件宝贝。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本照相簿总共一百二十页。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照相簿，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1，我们常去拍照。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1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肠1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1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1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1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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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守护着一件宝贝。我守护它经过了糟糕的、仅仅由日历上的日子组成的漫长岁月，时而藏起来，时而取出来；在我乘着货运列车旅行期间，我把它珍藏在胸口；当我睡觉时，奥斯卡枕着他的宝贝：一本照相簿。
这是一座露天家庭坟墓，它使一切往事变得一目了然。如果没有它，我真不知该怎么办才好。这本照相簿总共一百二十页。每一页上下左右方方正正地贴着四张或六张照片，有时只有两张，照片的地位安排得十分精细，有的对称，有的不对称。封面是皮的，越是年深月久，皮子的气味越大。有时我的照相簿还受风吹雨淋。一些照片脱落下来，可怜巴巴的，于是，我只得寻找安静的时候和机会，用胶水将差一点遗失的照片重新粘回原处。
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部长篇小说或别的什么，能具有一本照相簿的那种叙事诗般的宽广度呢？我们亲爱的上帝，作为勤奋的业余爱好者，每个星期日，都居高临下地把我们拍摄下来，也就是说，把我们缩得十分渺小，也不管曝光好坏，把照片统统贴到他的照相簿上去。这位上帝也许可以引领我漫游这本照相簿，不让我由于饶有兴味而在某一处不适当地逗留过久，也不鼓励奥斯卡对迷宫一般曲折离奇的事情固有的偏爱；可是，我多么希望能给这些照片提供真实的原型啊！那就泛泛地提一笔吧！在这本照相簿上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制服，看到时装与发型的更换，看到我的妈妈越来越胖，扬越来越萎靡不振，还可以看到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还可以猜出照片是谁拍摄的，并且看到摄影术每况愈下，从一九年左右的艺术摄影退化成为我们当代的实用照相。我们就以我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那座纪念碑和我的朋友克勒普的护照照片为例吧！只需把我的外祖父那张染成棕色的肖像照片同克勒普那张光滑的、大喊大叫的、让人加盖公章的护照照片并排放在一起，就能使我清楚地看到，摄影术领域里的进步已经把我们带到哪里去了。单是同快速摄影术有关的一切设备就已经说明了问题。在这件事上，我应该更多地责备我自己而不是责备克勒普，因为我是这本照相簿的所有者，我有义务保持照片的摄影水平。如果有朝一日地狱也繁荣发达了，那么，精选出来的折磨办法之一将会是：把赤条条的灵魂同他活着时拍的照片配上镜框一起关在一个房间里。赶紧添上一点宗教激情吧！啊，夹在快照、特写快照和护照照片之间的人哪，闪光灯下的人哪，直挺挺地站在比萨斜塔前的人哪，坐在摄影房里让人照亮右耳朵才配上护照的人哪！如果不带激情的话，我会说：这样的地狱还可以忍受，因为最糟糕的照片是梦见的，不是拍摄的，即使是拍摄的，也显不出影来。
克勒普和我是一边吃面条一边认识的，交了朋友，发展了友谊。我们住在于利希街的最初那段日子里1，我们常去拍照。我当时有几个旅行计划。这就是说，我当时非常伤心，只好去旅行，因此想申请护照。我想去罗马、那不勒斯，至少还要去巴黎，但我当时没有足够的钱去作这样一次像样的旅行。所以，对缺少现钱，我反而很高兴，因为再没有别的事情能比在经济桔据的情况下外出旅行更使人伤心的了。不过，我们两个还有足够的钱去看电影，于是，在那段时间里，克勒普和我常进电影院，有时按照克勒普的口味去看美国西部片，有时根据我的需要去看这样一类影片，例如玛丽亚-谢尔扮演女护士，痛哭流涕，博尔舍扮演主任医师，在做完一次十分困难的手术之后，他打开阳台门，奏贝多芬的奏鸣曲给她听，向她表白自己的责任心。影片通常只有两个小时，这使我们两个大伤脑筋。有些片子我们本来想再接着看第二遍的。我们经常在散场以后又到售票处去买同一影片的票子。但是，我们一走出放映厅，看见卖当天票的售票处前排着或长或短的队伍，于是我们就丧失了勇气。我们害羞得很，不仅怕见女售票员，而且怕见那些素不相识的、但却厚着脸皮从头到脚打量我们的外貌的人，便不敢再去加长售票队前的队伍——
1指本书主人公奥斯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杜塞尔多夫的经历。
就这样，我们每看完一场电影几乎总要到阿道夫伯爵广场附近的一爿照相馆去，让人给我们拍摄护照用的照片。照相馆的人已经认识我们了，我们一进门，他们便堆着笑脸客气地请我们坐下；我们是顾客，所以受到尊敬。摄影房里的顾客刚出来，一位我只知道用“可爱”二字来形容的小姐，把我们一前一后地推了进去，先把我，后把克勒普拉拉扯扯地摆布端正，吩咐我们看着一个固定的点，直到见了闪光，听到同闪光一起响的铃声，而我们已经连续六次被摄进了底片。
刚照完，咧开的嘴角还有点收不拢的当儿，这位小姐就把我们按到舒适的藤椅上，可爱地（唯有用“可爱”二字来形容，连衣着也可爱）请我们耐心等待五分钟。我们心甘情愿地等着。我们终于有所期待了，那就是我们的护照用相片，我们是多么好奇地想看个究竟啊！短短七分钟之后，这位始终还是那么可爱的、除此以外别无形容的小姐递给我们两个纸口袋，我们付了钱。
瞧克勒普稍稍鼓出的眼睛里那种得意洋洋的神情！我们一拿到口袋，便有理由去就近的啤酒馆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在光天化日之下，站在尘土飞扬、嘈杂喧闹的大街上看自己的护照相片，那样势必会成了绊脚石，妨碍熙熙攘攘的行人。正如我们是那爿照相馆的老主顾一样，我们也是弗里德里希大街上那家小酒店的常客。我们要了啤酒、血肠1加洋葱和黑面包。酒菜还没端上来，我们已经把略微有点潮湿的照片拿了出来，在木头的圆桌面上摆了一圈。啤酒和血肠很快送来了。我们一边吃喝，一边端详自己费了好大的劲才摆出来的面部表情——
1血肠，用猪肉、猪油和猪血制成的香肠。
我们身上总带着在上一回看电影那天拍摄的照片。因此，我们就有可能进行比较；而只要有机会进行比较，我们也就可以再要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啤酒，这样一来，兴头就上来了，或者像莱茵兰人所说的，有了情绪。
然而，万万不可断言，一个悲伤的人有可能借助他本人的一张护照照片使他自己的悲伤变得不具体；因为真正的悲伤本身就是不具体的，至少我的悲伤和克勒普的悲伤就是追溯不出任何缘由的，并且恰恰由于我们的悲伤不具体到了近乎随意的地步，才证明它具有一种不需要任何缘由来引发的强烈程度。如果存在着某种可以接近我们的悲伤的途径，那么，唯有通过照片，因为在一次连拍六张的快照上，我们所看到的自己虽然并不清晰，但重要的是，我们所看到的自己是被动的、被中立化了的。我们两个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同自己打交道，一边喝啤酒，大嚼血肠，增加情绪和做游戏。我们把照片折叠起来，用剪刀剪成碎片；为了这种用途，我们身上总带着剪刀。我们把剪碎的老的和新的照片碎片拼凑起来，使我们变成独眼龙或三只眼，把鼻子放在耳朵的位置上，把右耳朵放在嘴巴的部位，让它说话或沉默，还把下巴换成额头。我们不仅用各自的头像作这种剪辑，克勒普还把我的某些部位借去拼在他的上面，我也把他的某些特征变成我的。就这样，我们创造了新的、如我们所希望的更幸福的创造物。有时，我们互赠一帧照片。
我们——我指的只是克勒普和我，并不包括从游戏中产生出来的剪辑人物——至少每周去啤酒馆喝一回，每一回都要送给我们叫作鲁迪的酒馆侍者一张照片，这已经成了我们的习惯。鲁迪是本来应该有十二个孩子另外还收养八个的那种类型的人，他了解我们的苦恼。他已经有了一打我们的侧面照和更多的正面小照。可是，每当我们商量了半天，好不容易才挑出一张照片递给他时，他总露出一副深表同情的面孔，还满口称谢。至于站酒柜的女招待和端香烟盘的红头发姑娘，奥斯卡从来不把照片送给她们，因为照片是不应该送给女人的——她们只会滥用。克勒普则不然，他心广体胖，在女人面前总是没完没了，爱同她们攀谈，而且愚蠢到了把心里话统统掏给她们的地步。有一天，他背着我送给了卖香烟的姑娘一张照片，事情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他同这个年轻莽撞的姑娘订了婚，后来又结了婚，因为他想把自己的那张照片要回来。
我把日后才发生的事情提前讲了出来，而且关于我的照相簿的最后一页，我的话也讲得太多了。这些傻头傻脑的快照，本来就不值得多谈，要谈也只是拿它们作为一种对照，用以说明照相簿第一页上我外祖父科尔雅切克的肖像照是多么伟大和无与伦比，又多么有艺术性，直到今天还使我产生这种感觉。
他又矮又宽，站在一张精致的小桌子旁。遗憾的是，照片上的他不是纵火犯，而是志愿消防队员符兰卡。所以，他没有留小胡子。但是，紧身的消防队制服，胸前的营救奖章以及使小桌子变成祭坛的消防队防护帽，差不多可以顶替纵火犯的小胡子。他多么严肃地注视着，多么了解两个世纪交替的岁月里的一切苦恼啊。他那种尽管悲观但却高傲的目光，看来在第二帝国时代是受人喜爱的和流行的，因为格雷戈尔-科尔雅切克也是这样的目光，这个醉醺醺的火药厂工人，在照片上倒是挺清醒的。文岑特-布朗斯基的相片是在琴斯托霍瓦照的，他手执一支献祭的蜡烛，神秘得很。瘦弱多病的扬-布朗斯基少年时的照片，是早期摄影术记录下来的一个故意显得忧郁伤感的男性。
那个时代的妇女中，能摆出与她们的个性相应的神态姿势来的人寥寥无几。甚至我的外祖母安娜（上帝明鉴，她可是个人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拍摄的照片上，也做作地抿着嘴傻笑，丝毫也没有暗示出她那四条套穿着的却又守口如瓶的裙子底下有着可以给人提供避难所的大空间。
在战争年代里，她仍然对着蒙在黑布下面、弹着指头、一边跳着舞的摄影师微笑。我有一张这个时期的照片，两枚邮票那么大，贴在硬纸片上，上面有二十三个护士，其中包括在银锤陆军医院当助理护士的我的妈妈，羞怯地挤在一个像根支柱似的军医四周。还有一张照片，照的是陆军医院一次化装舞会的场面，即将痊愈的伤兵也参加了，护士们显得比较轻松自在，不那么拘谨腼腆。妈妈大胆地眨眼睛，嘴巴做出接吻的姿势，尽管她身上饰有天使的翅膀，头发上有金银丝条，她还是想说：天使也有欲念的。跑在她面前的马策拉特所选的装束，大概是他非常愿意天天穿的服装：他扮成一个厨师，戴一顶浆硬的厨师帽子，挥舞着长把勺子。与此相反，当他身穿制服、佩戴着二级铁十字勋章时，他也是直视前方，目光同科尔雅切克兄弟和布朗斯基父子一样故意显得悲观。在所有的相片上，他都显得比妇女们更强。
战后，人们都换了一副面孔。男人们都露出复员后轻松的目光，现在轮到妇女了。她们懂得了在照片上占据特殊地位，她们有理由严肃地凝视前方，即使她们在微笑时，也不想去否认，作为底色的是她们已经领教到的痛苦。二十年代的妇女的悒郁，配在她们的脸上实在太合适了。她们，不论坐着、站着还是半躺着，蛾眉月般的一缕黑发贴在太阳穴上，难道她们不是已经成功地在圣母和娼妓之间结起了一条和解修好的纽带吗？
我妈妈二十三岁时的照片（这必定是她怀孕前不久拍摄的）让人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妇女，她微斜着皮肉结实的脖子上那颗线条平稳的圆脑袋，可是目光却直视看照片的人，肉感的轮廓被上面提到过的悒郁的微笑和一双眼睛冲淡了。这双眼睛，与其说是蓝色，倒不如说是灰色。它们已经惯于像观察诸如咖啡杯和香烟嘴之类不变的物体那样去观察周围人们的灵魂以及她自己的灵魂。“深情的”这个词尽管还嫌不足，但我仍用它作为我妈妈的目光的形容词。
那个时期的合影没有多大意思，但易于评论，因此富有启发作用。在签订拉巴洛条约1的年代里，结婚礼服竟如此美丽，如此有婚礼气派，真令人吃惊。在结婚照上，马策拉特还系着硬领。他的外表看来挺好，时髦，几乎可以说有知识分子风度。他右脚前伸，也许想模仿当时的电影明星哈里-利特克。那个时候的服装尺寸都短。我妈妈的婚礼服是一条白色百把裙，刚刚过膝，露出了匀称的小腿，跳起舞来十分灵巧的小脚穿一双有扣白色鞋。在另外几张照片上出现的是参加婚礼的全体宾客。在穿着城里人服装、摆出城里人姿势的来宾当中，惹人注目的始终是我的外祖母安娜和她那个得到神的恩宠的哥哥文岑特。他们土里土气而又一本正经，自己缺乏自信却把信心灌输给别人。扬-布朗斯基同他的姑妈安娜和献身给天国圣母的父亲一样，是在同一块土豆地里长大的，但他却同我母亲一样，也善于用波兰邮政局秘书的讲究礼服来掩盖自己的出身——卡舒贝乡下佬。尽管他在照片上那些健康的人们中间显得瘦小而虚弱，尽管他是在照片的角上，然而他那双特别的、使他的面孔像女性一样匀称的眼睛，却总是使他成为照片的中心人物——
1拉巴洛条约，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与德国之间1922年在意大利拉巴洛签订的条约。当时德国国内政局动荡，经济萧条，外交上也十分孤立。
在举行婚礼后不久拍摄的这一张合影，我已经观看良久了。我不得不在这无光泽的棕色四边形前拿起我的鼓和鼓棒，试着在我的上漆的铁皮上再现出那硬纸片上尚可辨认的三星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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