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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书店kellyandwalsh可以购买，当与臆造者不同。我绝非在今日犹为共产党说法(话)，不过证明汪更无与。
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八)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七三)，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页一二)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页三十七)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签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三o七)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o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作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由于决定对蒋妥协，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当然反对“反蒋同盟”以为会造成国共破裂的“灾难性后果”于是让“蒋介石对右派和左派轮番进行打击，从而把愈来愈大的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九三)中共方面虽已有人确定蒋介石根本是反革命右派，主张决裂与反蒋，但是蒋于事后目的已达，展开雷厉风行的反右行动，再加上在第三国际大力影响下，亦只好继续与蒋合作。在此情况下，汪精卫变成光棍主席，若不负气出走，岂不要成了蒋介石的傀儡主席？而蒋于致张静江函中还要作态说风凉话：
静江先生大鉴：刻阅精卫先生致兄一书，其意不愿复出，殊堪骇惶，事既至此，弟亦只可休养以偿共同进退之约，请兄设法力促其出来任事，以安人心，否则弟必请兄出来，即以民国日报通讯。弟中正顿首。(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原件影印)
还要“共进退”哩！这封信主要还是请他的老搭档出山。汪精卫当然不会让蒋介石任意摆布，在那种情况下，出走倒是上策。汪妻陈璧君更驰函骂蒋，蒋于四月九日复汪书，极尽矫情、狡猾与无赖之能事，不仅将责任推给别人，而且还要口口声声与汪拉兄弟之情，甚至说：“革命事业欲期其成，弟固不能离兄，而兄亦不可离弟，”还说“弟自信与兄无论相隔至如何之久远，精神绝无贰注。”更假惺惺地说：“如有益于党国、有利于贵恙，即刎颈谢罪在所不计。”(长函原文见自反录第三卷，页四十四至四十九)汪氏夫妇于四月初已离省赴港，于五月十一日乘轮前往法国马赛，形同流放。在香港时，曾作了一首杂诗，很可见其怨愤的心情：
处事期以勇，持身期以廉。
责己既已周，责人斯无嫌。
水清无大鱼，此言诚詹詹。
污渚蚊蚋聚，暗陬蛇蝎潜。
哀哉市宽大，徒以便群佥。
烛之以至明，律之以至严。
为善有必达，为恶有必歼。
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页五十九)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页一一二)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四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二十三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赢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内地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页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苏俄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harold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一)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作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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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蒋介石于事发之当晚去汪府探视，留下一段日记：“傍晚，访汪病，见其怒气犹未息也；”但这一段还是经过修饰的，南京二档所藏原文则是：“傍晚，访季新兄病，见其怒气冲天，感情冲动，不可一世。因叹曰，政治势力恶劣，至于此极，尚何信义之可言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页五四八)留下一个有力的旁证。
试想一个阴谋害人之人，被害人来见，即使不窘态百出，哪可能“怒气冲天”、“不可一世”？接下去一句，更可玩味，无异蒋氏自承，为了“政治势力之恶劣”可以不讲道义。汪之所以“怒气冲天，感情冲动”岂不即因蒋之不讲道义乎？不过仍然使人难以充分理解的是，汪既理直气壮，何以躲避，最后更黯然离国？俄国人既知“三二o事件是一次针对俄国顾问和中国党代表的小型的半暴动”(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页三七三)，为什么连平定“半暴动”的意愿都没有？蒋既于呈文中自请从严处分，何不将计就计，对蒋于三月二十日擅自全城戒严、大肆捕人、收缴工人纠察队枪械，以及监视苏俄顾问与国府主席等妄举，作出制裁？蒋固然有军队，但只有第一军在他直接控制之下，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以及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与尚未成为小舅子的宋子文，都对蒋之“反革命”行为不满，提议“严厉反蒋之法”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也看到“这时，谭延闿、程潜、李济深都对蒋不满”“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周恩来选集上册，页一二)在此种情况下，汪精卫以国府主席之尊兼军委主席理当联系各军，对蒋做武力制裁。事实上，汪于事变后，在群情激愤下，确有所行动。陈公博记得汪精卫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见苦笑录，页三十七)据作家茅盾回忆，当时汪曾说：“二、三、四、五、六军联合起来，给我打这未经党代表签署、擅调军队、自由行动的反革命蒋介石。”(茅盾我走过的道路，页三o七)毛泽东还去找陈延年与季山嘉，主张强硬，认为蒋介石是投机，如果示弱，他就会得寸进尺。(见茅盾中山舰事件前后，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o年第三期)制裁蒋介石的“反蒋联盟”之所以迅即胎死腹中，关键在苏俄。苏俄与第三国际方面于三二o事变爆发后，颇感吃惊与不解，最使他们不解的是“左派将军”蒋介石，怎么会作出右派反共反苏的事来？所谓左派、右派，最具体的划分，乃是国民党于一九二四年改组时，赞成联俄容共的是左派，反对者则为右派，在俄国人看来，蒋介石一直是左派，大为吃惊即在于此。但初步与蒋接触之后，认为蒋之“断然措施”并非真正的反共反苏，而是人事上的不快，以及其虚荣心与权力狂在作祟，而蒋于事后，也有此种表示，诸如释放李之龙，逮捕欧阳格、吴铁城等，乃松了一口气。为了继续国共合作与维持反帝统一战线的大方针，决定尽量满足蒋介石的要求，撤换季山嘉等等。斯即陈公博所指出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即蒋介石所称的“史顾问”于事变后，仍谓无论蒋之为人如何，必须用之以完成国民革命。但是此一对蒋妥协政策，并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在广州的苏俄军事顾问切列潘诺夫或布勃诺夫的决定，而是斯大林的既定方针，他坚持中共尚无力单独完成革命，必须要联合国民党先完成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参阅brabdt，stalin’sfailureinchina)托洛茨基不同意此一主张，反而更促使斯大林的坚持，蒋介石竟成为斯大林错误政策的受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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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来狂与狷，二德常相兼。
（汪精卫双照楼诗词稿，页五十九)
汪精卫无疑是中山舰事变的最大牺牲者，被蒋介石的野心所牺牲、为俄共的政策所牺牲，还要被蒋介石反咬一口，认为出走是心虚，而有口难辩。然而青史有眼，汪毕竟于此事问心无愧，责己已周，责人无嫌。他终于深刻体会到政治的肮脏，污渚中“蚊蚋”杂聚，还有潜伏在他身边的“蛇蝎”不幸遭其毒口。他抱怨俄共为了便于国共合作，向蒋介石市恩，亦呼之欲出，并为之悲哀。但是他深信是非终必明朗，且以善者必达、恶有必歼自慰。在台北曾任国民党“关务署长”的周德伟认为“国民党党史中所记之中山舰案内容均非实录，不过借以排汪而已”(余之一生与国民党点滴手写稿本，页一一二)汪精卫此次挫败于蒋介石之手以后，永难脱离蒋氏阴影，蒋之飞黄腾达，汪之身败名裂，恐未必善者必达，恶有必歼！抗战以后，汪精卫降日，蒋于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日记竟将“今日通敌图降”与昔日“投共卖友”挂上钩，重申汪“思诱我上中山舰运往海参崴”之谎言。(见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三二五至一三二六)
总之，汪精卫一走，蒋介石便成为国民党的老大，在俄共“妥协怀柔”以及中共的“忍辱负重”下，接受蒋事先拟好的“党务整理案”共党谭平山、毛泽东、林祖涵均退出部长职位，使蒋更大权独揽，俨然是广州革命根据地的头号人物。不过，蒋介石知道要北伐，完成国民革命，必须要靠苏俄的军援、经援以及中共的协助，故于四月中被选为军委主席后，即向国民党右派开刀，于十七日要求取消孙文主义学会，二十三日免去吴铁城公安局长职务，以及于五月九日再送走喜洋洋回国的胡汉民。这些举措，果然赢得苏俄的好感，以为蒋毕竟不是右派，只是个人英雄主义，仍可利用。鲍罗廷回到广州后，虽知蒋有严重缺点，但除蒋之外无人可有力打击右派反革命阴谋。实际上更愿意与蒋合作，接受其条件。至五月十二日，蒋介石提出“党务整理办法”规定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部长，将参加国民党之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执会主席，不允许国民党参加共产党，以及共产党员任职国民党高级党部执行委员不能超过三分之一，以蒋介石为革命重心。(参阅wilburandhow，missionariesofrevolution，p.719)至此，蒋不仅违背孙中山容共政策，而且已形成军事独裁，并向鲍罗廷直言：“革命不专制不能成功。”(蒋介石日记类抄党政一九二六年五月十六日)鲍罗廷居然一一接受，并以蒋严重打击右派为慰，遂全力支持蒋。内地学者一般认为俄国顾问与中共方面对蒋之退让，视为“右倾错误”(若见卢晃持中山舰事件发生的历史原因和蒋介石两面策略，页八十一)，殊不知此乃斯大林的既定政策，并非一时的错误。苏俄想利用蒋介石，竟不知被蒋介石耍了。中国革命之悲剧一书的作者艾萨克斯(haroldrisaacs)，将蒋介石譬作守地狱门的“三首犬”(cerberus)，一首向右，实属戴季陶的头，第二首向左，乃蒋戴假面具的头，满口“左”倾与革命。第三首在左右之间，面向猜忌与野心(见艾氏著thetragedyofthechineserevolution，p。90)，可谓一针见血之论。
“左派将军”或“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脸谱，绝对是张假面具，只是俄共被蒙在鼓里而已。斯人之内右外左，早可见之于自俄归国后写给廖仲恺的信，见之于与右派巨子戴季陶、张静江等的不寻常关系。中山舰事件发生之前，蒋介石日记处处可见对汪精卫与季山嘉的怨愤、疑惧和批评，觉得自己在左派设计的阴谋之中，以至于容易被认为“自一九二六年一月起，蒋介石和苏俄军事顾问团团长季山嘉以及汪精卫之间的矛盾急遽尖锐”(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三一)然而这种急遽尖锐的矛盾，汪、季是感受不到的，因为他们一直是把蒋当作反右的左派同志看待的。一些具体的不同意见，原来并不尖锐，如北伐问题并无要不要北伐的政策性问题，而是到不到时机的策略性问题。由于季山嘉觉得北伐尚非其时，尔后有蒋北上与冯玉祥的国民军联系以及练兵的建议，汪精卫岂有反对之理？蒋本人亦一度甚为赞同，最后却作为季、汪要把他送往海参崴阴谋的“事实根据”！最根本的是，档案资料充分显示，无论汪精卫或俄共方面，对蒋绝无阴谋之可言。即以理据而言，俄共于事变之后还要支持他，有何理由要于事前搞掉他？然则，蒋介石于中山舰事件发生前三个月日记中所表现的心态，显然是把汪精卫、季山嘉以及左派势力当作假想敌，不断而剧烈地自制矛盾，把一些寻常的事刻意扩大与扭曲，把疑虑转化成阴谋，几成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自然把自己心目中被激化的敌人，当作斗争的对象，并作为采取断然军事行动的借口与根据。此一心态实已见诸事变前一日蒋氏的日记：“十九日上午往晤汪兆铭，回寓会客，痛恨共产党挑拨离间与其买空卖空之卑劣行动，其欲陷害奉党，篡夺革命之心，早已路人皆知。若不于此当机立断，何以救党？何以自救？乃决心牺牲个人，不顾一切，誓报党国。竟又与各干部密议，至四时，诣经理处，下定变各令。”(引自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蒋介石牟谱初稿，页五四七)是以若认定国民党右派之挑拨和煽动为引发中山舰事变的主因，未免太忽略了蒋介石左派其表，右派其里，一贯以左派为敌的事实。
蒋介石以左派为敌，并不是思想上的原因，而是于其个人权力有碍，如果真诚合作下去，固然有利于革命事业的发展，却不免为他人做嫁衣裳，绝对建立不起蒋家王朝。国民党右派自一九二四年改组后即处劣势，可为己用，而不致受制于人。右派显然于中山舰事变前后兴风作浪，为虎作伥，然当老虎与北极熊谈妥条件，却又被虎鱼肉；后来老虎称王，卒成虎帐之下的虾兵蟹将。蒋介石左顾右盼而左右逢源，处处有利于个人权势的缔造、野心的满足！
中山舰事变可说是蒋介石生平的一场豪赌，虽一家独赢，然赢得险象环生，并不如一般强人强悍作风的印象。事发当晚何香凝曾向蒋责问，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引自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页四四三)同日季山嘉亦派助手去对蒋“稍加责言”蒋则“百方道歉”(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页三十四)只因斯大林一念之差，坚持国共合作，以期先完成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俄国顾问遂千方百计向蒋妥协，以为反蒋会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更阻止汪精卫已着手组织的“反蒋联盟”设若“反蒋联盟”组成，获得中共与俄国顾问的支持，岂蒋介石及其第一军可敌？如果蒋因“中山舰事变”弄巧成拙而一败涂地，则其政治生命势必就此结束，更无论蒋家王朝之兴，亦云险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