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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 -->>
那是一次千里大逃亡。h大学离开河南，从陕西最东边的商南一口气逃到陕西最西边的宝鸡，落脚于宝鸡郊区石羊庙及其周围的十多个村庄里。父亲率全家追踪而去，上气不接下气地在一个名叫宋家庄的小村庄里落脚。
学校发不下薪水，父母的积蓄已经用尽。在逃亡路上为了坐上汽车，父亲把我家剩下的最后一件像样的东西——俄国毛毯，如敬献哈达似地送给了一个军用汽车的司机。到了宋家庄，父亲就向全家宣布：开始“饥饿体验”
父亲说“饥饿体验”十分重要，是“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必要条件之一。我对待这种体验的方式之一，是带有感伤意味地咏唱一支儿歌。那是在潭头的“教授大院”留洋归来的关伯伯教我用英文唱的一支英国儿歌，唱的是名字叫塔米、塔克儿的小兄弟两个，到了吃早饭的时候还赖在床上。他们的母亲说，快快起来吃早饭呀，接着就通报了早饭要吃的东西，有面包倒也罢了，还有“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奶酪、果酱和牛油。使我咏叹不已的正是“奇斯杰母安得巴特儿”惹得父母亲心烦意乱，就毅然把哥哥、姐姐疏散到由河南迁来的管吃饭的中学就读，把我和七岁的弟送进了宝鸡难童收容院。
难童收容院坐落在宝鸡西郊的山坡上。我不知道父亲是通过什么关系把我们小哥俩送到这里来的。但是我记得，父亲领着他的“小塔米塔克儿”穿过宝鸡街头的时候，忽然看见一群背着背包、面部晒得黑红的女学生。他急忙趋前问道：“请问，你们是从河南来的同学吗？”女生说：“是呀！”父亲又问：“是k女师的同学吗？”女生说：“不是，是k女中！”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k女师的同学或老师吗？”女生说：“碰见过呀！”父亲又问：“你们碰见过她们的音乐老师吗？”父亲采用逐步缩小包围圈的战术，却未能锁定目标。女生们说：“哎呀，先生，我们不知道谁是她们的音乐老师！”又模仿父亲的口气说：“请问，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吗吗？”女生们大笑，父亲不笑，说：“对不起，只剩下一个‘吗’了，你们知道k女师跑到哪里去了吗？”女生们说：“先生，真的不知道，都跑零散了，谁也顾不上谁了！”父亲问：“那么，你们是往哪里去呢？”女生说：“不知道，我们找不到学校了！”
我知道父亲想念宛儿姨，不知道她是被困南阳、还是随学校逃亡他乡了？
我已经顾不上想念宛儿姨。难童收容院收容着上百个流浪儿，大多是逃出战火、与家人离散的河南娃。我和弟弟必须学会跟这些河南娃一样生活。我们一天可以吃到两顿饭。吃饭时，每十个孩子蹲成一个圆圈，每人可以分到一个不能算小的馍馍，共同享用一桶照得见人影的稀汤。一声哨响，都争先恐后地围剿圆圈中心的一盆煮萝卜或是熬白菜。我和弟弟有某种程度上的谦谦君子风度，在一群小勇士们迅速消灭了菜盆里的固体成分之后，我和弟弟就用馍馍蘸着咸咸的液体下肚。但我很快就成了勇士，而且不住声地鼓舞弟弟的士气。
使我最难对付的是“面虫”——先于我和弟弟来到这里的孩子们，都是这样称呼漂在碗里、蒸在馍馍里的一种像蚕、像蛆的昆虫尸体。漂在碗里的比较容易对付，可以用筷子挑出去或是用嘴吹气吹出去。蒸在馍馍里的却必须用心寻找，一条条地掐出去，顾此失彼，失去的是菜盆里的维他命c，是的，父亲讲过的，还有一种十分了得的叶绿素。这时出现了奇迹。一个十二三岁的河南籍少年用温情脉脉的目光望着碗里的“面虫”喊叫：“吃肉肉喽！”就用筷子扒拉着漂在面汤上的“面虫”一条不剩地吸溜到肚子里，然后，又虎视眈眈地盯着我和弟弟碗里的“面虫”我和弟弟惟恐失去属于我们的“肉肉”也连扒拉带吸溜地吃了下去，乃至于吃出了近乎“肉粥”的香味。
从此，这位名叫杨锁的河南籍少年成了我的人生导师。
他首先教我学推磨。我在磨道里转了几圈就喊叫头晕。他寻思说，小毛驴拉磨不头晕，是因为扣上了草帽辫儿编的“碍眼”你不是毛驴儿，不能戴“碍眼”就用我这条高级毛巾蒙到你眼上试试。那毛巾黑糊糊的像一条抹桌布，还发出刺鼻的馊味和汗臭。我毫不领情地推开了毛巾。他说，咋？你嫌它脏？这可是一个小娘们儿用过的上等毛巾，是我扒火车来宝鸡时，从车厢行李架上掳下来的。原本白生生的，还洒过香水儿。你认认毛巾上印的是啥字儿？我从黢黑的污垢下边找到了“祝君早安”他就怪样地笑着说，听听，是向咱问安哩，蒙上这毛巾吉利！他哄着我蒙上毛巾，我又在一片漆黑中迟迟不敢迈步。他又取下毛巾，露出痛心疾首的样子，仰天叹息说：“你那个教授爹是咋着调教你的，你们家的玉米粒儿总不能囫囵个儿地吃吧！”他觉得我不堪造就，只好让我去罗面，看我笨手笨脚，却干得满头冒汗，又产生了恻隐之心，说：“你好比戏里唱的落难公子，按说，应该有个心肠好、模样俊的女子来搭救你，可咱收容院里没女娃儿，你就忍着点儿，叫我想想办法。”
那天磨了玉米，他十分郑重地问我：“你想不想吃肉？不是面虫，是真真格格的肉。”我比较含蓄地点了点头。他就领着我溜出了收容院，沿着墙根向暗处走，找到地上的窟窿，瞄准撒了一泡热尿，不多时，窟窿里就有一只屎壳郎拱出来逃避水灾。他看了看说：“不行，是个公的！”就一脚踹了屎壳郎，又找到一个窟窿，让我如法炮制了一泡热尿，又有一个屎壳郎拱出来，他惊叹说：“咦，还是教授家的娃子尿好，一泡尿就浇出来一个母的，肚大肉多！”他把母屎壳郎攥到手里，领我进了山沟，捡来一捆柴火，取出藏在石头夹缝里的铁锨头，用石头支起来，说：“这是咱的锅。”他向铁锨头上堆了细细的沙子，点起柴火烤着沙子，又把屎壳郎焐在柴火里。不多时，屎壳郎的外壳烤成了焦炭，肚子上滋滋地冒出油来。他捡起一根带尖杈的柴梗如同拿起吃西餐的叉子，叉起屎壳郎递给我说：“中了，肉熟了！”我没有勇气接受他的馈赠，他就当仁不让地一口吞了下去，用舌头搅拌着烫嘴的烤肉，呜里呜噜说：“你得学会吃这肉。西安有个很大很大的飞机场，那些开飞机的美国兵就这样拿着叉子吃烤肉。”
杨锁又向铁锨头下边续了柴火，解开他的扎腿带，竟有金黄色的玉米粒儿从他的裤腿里源源不断、稀里哗啦流出来。我问这玉米是谁给的？他说：“谁也不会给咱。磨玉米的时候，我几次背着脸，解开裤腰带挠痒痒，就把布袋里的玉米挠到裤裆里了。”这时，他讲了一个警句：“记住，人的手就是耙子，得学会叫它抓挠东西。”他把玉米粒儿埋在滚烫的沙子里，不多时，沙子里“噼啪”作响，香喷喷的玉米花儿竞相开放。
我们吃饱了玉米花儿，又经他允许，把一兜玉米花留给了弟弟。他夸张地打了一个饱嗝儿，开始夸耀他卖过蒸红薯的光荣历史，然后仰脸躺在山坡上，扯着嗓子让我聆听属于他的音乐：“不甜～不面～不要钱的热～红～薯～喽～～！”嗓音婉转嘹亮，在山沟里引起了震荡不已的回响。他也要听听我的腔口，我就鼓起勇气，跟着他喊了一嗓子。他夸我腔口不赖，等到打败了鬼子，他还要回到河南老家卖红薯，问我愿不愿意跟他一起扒火车回去。我由于弟弟的牵累而迟疑不决。他对此表示遗憾，感到我的弟弟葬送了我的前程，要不，我跟着他卖红薯，一定是个好样的！
我跟他勾了中指，他说这是同生共死的意思，从此我应该尊他为“义兄”我是他的“贤弟”但是，在我跟“义兄”同生共死的节骨眼儿上，宛儿姨的影子扑闪了一下，我就乱了方寸，给“义兄”带来了一场意外的灾难。
那一天，杨锁拉着架子车，说他好比“驾辕”的骡子，又在车把上系了麻绳，要我为他充当“帮梢”的毛驴，进城把两布袋玉米拉了回来。路过一条胡同，他看四下里没人，就把架子车拉进胡同里说：“你去胡同口盯着，要是看见有咱收容院的人过来，你就喊一声‘红薯热哩’！”
我去胡同口放哨时，看见对面一座大院子门前贴着一张条幅：“k女师流亡师生报到处”心里一动，想起了宛儿姨，却忘了自己是杨锁的哨兵。我鬼使神差地溜进“报到处”问一个穿长衫的老人，您知不知道一个叫宛儿的音乐老师，她来报到没有？老人认真翻了报名册说，找不到她的名字，她还没来报到。我又看见屋内的山墙就是一整块黑板，上写“留言处”墙上贴着许多写了字的纸条，还有用粉笔写下的留言：某某来后，速到某地联络，某某在那里等你；某某来后，速告某地某某，以免悬念，等等。我拿起一截粉笔，爬上方凳，在黑板上留言：“宛姨：我想你，爸爸找你。来后，速到宝鸡难童收容院找我。”老人在我背后说：“叫她去收容院找你，你是谁呀？”我又郑重地写上了“斑斑”加上了年月日。老头说：“娃呀，写这样的留言也真难为你了！”
我从“报到处”出来，才想起我是杨锁的哨兵，急忙跑进胡同，杨锁和架子车已经没了踪影。我一口气跑回收容院，却望见杨锁正竖在影壁墙底下罚站，脚下放着冒尖两大碗玉米粒儿。我怯生生地凑过去看他，他给了我一个愤怒的鬼脸，然后就仰脸怒视着天空。弟弟说，他躲在胡同里向自己的大裤裆里装玉米，被“同学”看见，向院长告发了他。院长解开他的扎腿带，玉米粒儿就像流水一样从他的裤腿里流出来。
从此，我结束了与爆米花儿刚刚开始的黄金岁月。收容院让杨锁远离与粮食有关的一切活计，让他为两个大寝室管理四个尿桶。我深深感到对不起他，向他解释说，我有个宛儿姨，宛儿姨找到了一个“玉”我要找到宛儿姨，她就会让我们吃煎饼而且会卷上肉丝。那天我忘了站岗，就是为了找到宛儿姨。杨锁露出无限神往的样子，却又鄙夷地一撇嘴说：“咱们不是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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