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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措施，出于回避辛苦的本能，人们仍是会尽可能的回避耕作的。解决的办法，除了下面要说到的重罚以外，就是堵死人民获得利益的其他途径——在当时主要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在古代，农耕民族往往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中国便是一个典型，而开创这一传统的就是秦国。不过在秦国，商品经济始终是存在的，并没有萧条下去，只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构成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鼓励人们英勇战斗，是一个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回避危险的本能，本身就使战斗成为人人畏惧的可怕事情。为此，商鞅的解决办法是使军功成为获得富贵最快、利益最显著的途径。以至于跟建立军功相比，其他获得富贵的途径就显得很不吸引人了。为了鼓励作战而创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头多少确定军功大小的制度，成为后人最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国法律，可见这种奖励给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赏，就像遏制跟农耕相对立的工商一样，对于跟武人相对立的文士，也要进行遏制。在商鞅这样的法家看来，那些坐在舒适温暖的屋子里摇摇笔杆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无忧且高官厚禄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实在是百无一用，甚至是国家的蛀虫。因此商鞅主张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论，不利于耕战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以及其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道德高尚、精通礼乐、风度翩翩、喜欢交朋
友的人，等等——都不应使其得到富贵。不仅不能得到富贵，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从秦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执行的。对于“告奸”的规定是“与斩敌首同赏”，这样的奖赏也非常诱人，对于遏制犯罪，鼓励告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使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统一后，很快沦为一种弊政。
第五，钳制人民。尽管商鞅在现代被评价得很高，但是看过《商君书》就可以明白，他绝不是一个爱人民的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是他的主张。变法中把这一主张落到实处的是建立什伍连坐制。什伍制的创立者是管仲，商鞅的“创造”是将它与连坐联系在一起。人民每五家为一保，两保十家彼此监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检举揭发责任，若不检举，一经发现十家连带处罪。除了平民的什伍连坐外，军队有军伍连、官吏有职务连坐，加上轻罪重罚、鼓励告密，秦国人民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大集中营里。网上常有羡慕向往秦国的言论，只是如果在秦时发表这些言论，却要冒被流放的风险——在商鞅变法的法令刚刚颁布时，秦民有说法令不好的，后来法律坚持实行了十年，好处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人中有人改口称赞法令。商鞅却说：“这些都是搅乱政治的人。”把他们统统流放边疆，于是从此没有人再敢议论法律。
第六，废除封邑制，实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郡县长官均由君主任免，对郡县事务，君主也都有最终决定权，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兵权，完全由君主掌握。因此很容易看出：设立郡县制的目的，除了便于管理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君权，防止地方贵族坐大。
第七，严刑峻法。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而且刑的重要性大于赏。他并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提出“刑用于将过”和“行刑，重其轻者”，也就是不仅惩罚犯罪行为，而且惩罚预谋犯罪；不仅对重罪用重刑，而且对轻罪也用重刑。从史书和出土的秦简来看，秦的法律实践贯彻了这些主张。
第八，强制百姓分家以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父子同室而居是秦国旧俗，一向被其他华夏国家耻笑。不过这两个法令的主要目的还是促进人口增殖。
第九，统一度量衡。这是秦始皇在全中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先声。
以上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这样剧烈的改革，涉及到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社会，不能不引起很多猜疑，人们不知道这种大变法是能够坚持下去，还是将昙花一现。据司马迁的说法，为了取信于民，在变法的法令下达前，商鞅搞了一场“徒木北门”的表演，其过程人人知道。
励措施，出于回避辛苦的本能，人们仍是会尽可能的回避耕作的。解决的办法，除了下面要说到的重罚以外，就是堵死人民获得利益的其他途径——在当时主要是指手工业和商业。在古代，农耕民族往往有重农抑商的倾向，中国便是一个典型，而开创这一传统的就是秦国。不过在秦国，商品经济始终是存在的，并没有萧条下去，只是在自然经济为主导的社会经济构成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已。
鼓励人们英勇战斗，是一个更加重要且困难的任务。因为人类与生俱来的回避危险的本能，本身就使战斗成为人人畏惧的可怕事情。为此，商鞅的解决办法是使军功成为获得富贵最快、利益最显著的途径。以至于跟建立军功相比，其他获得富贵的途径就显得很不吸引人了。为了鼓励作战而创立的“首功”制，也就是以割下的人头多少确定军功大小的制度，成为后人最为熟悉，最常提及的的秦国法律，可见这种奖励给人的印象之深。除了厚赏，就像遏制跟农耕相对立的工商一样，对于跟武人相对立的文士，也要进行遏制。在商鞅这样的法家看来，那些坐在舒适温暖的屋子里摇摇笔杆子就可以得到君王垂青，衣食无忧且高官厚禄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实在是百无一用，甚至是国家的蛀虫。因此商鞅主张凡是散播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言论，不利于耕战大局的人——他的意思是除了法家之外的其他学派，以及其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道德高尚、精通礼乐、风度翩翩、喜欢交朋
友的人，等等——都不应使其得到富贵。不仅不能得到富贵，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发言权。从秦国历史上没有一个著名的文学家和著名的思想家，人才严重依赖“进口”的情况看，这个主张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了执行的。对于“告奸”的规定是“与斩敌首同赏”，这样的奖赏也非常诱人，对于遏制犯罪，鼓励告密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但毕竟使人感觉很不舒服，而且在秦统一后，很快沦为一种弊政。
第五，钳制人民。尽管商鞅在现代被评价得很高，但是看过《商君书》就可以明白，他绝不是一个爱人民的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是他的主张。变法中把这一主张落到实处的是建立什伍连坐制。什伍制的创立者是管仲，商鞅的“创造”是将它与连坐联系在一起。人民每五家为一保，两保十家彼此监督，一家有罪，其余九家有检举揭发责任，若不检举，一经发现十家连带处罪。除了平民的什伍连坐外，军队有军伍连、官吏有职务连坐，加上轻罪重罚、鼓励告密，秦国人民简直就像生活在一个大集中营里。网上常有羡慕向往秦国的言论，只是如果在秦时发表这些言论，却要冒被流放的风险——在商鞅变法的法令刚刚颁布时，秦民有说法令不好的，后来法律坚持实行了十年，好处充分体现出来，这些人中有人改口称赞法令。商鞅却说：“这些都是搅乱政治的人。”把他们统统流放边疆，于是从此没有人再敢议论法律。
第六，废除封邑制，实行郡县制。郡下设县、县下设乡、乡下设里。郡县长官均由君主任免，对郡县事务，君主也都有最终决定权，尤其是至关重要的兵权，完全由君主掌握。因此很容易看出：设立郡县制的目的，除了便于管理之外，主要还是为了加强君权，防止地方贵族坐大。
第七，严刑峻法。商鞅认为：“禁奸止过，莫若重刑。”而且刑的重要性大于赏。他并进一步发展这种思想，提出“刑用于将过”和“行刑，重其轻者”，也就是不仅惩罚犯罪行为，而且惩罚预谋犯罪；不仅对重罪用重刑，而且对轻罪也用重刑。从史书和出土的秦简来看，秦的法律实践贯彻了这些主张。
第八，强制百姓分家以及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父子同室而居是秦国旧俗，一向被其他华夏国家耻笑。不过这两个法令的主要目的还是促进人口增殖。
第九，统一度量衡。这是秦始皇在全中国范围内统一度量衡的先声。
以上就是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这样剧烈的改革，涉及到秦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国社会，不能不引起很多猜疑，人们不知道这种大变法是能够坚持下去，还是将昙花一现。据司马迁的说法，为了取信于民，在变法的法令下达前，商鞅搞了一场“徒木北门”的表演，其过程人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