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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界与人搞“冲突”去了。至于后来咋又叫马相伯这名儿，我也搞不甚明白！
后来，马建常从未与人谈及他在朝鲜的这段“光辉事迹”。而是“倒打一耙”地说在朝鲜受尽了那个阴险狡诈之徒袁世凯的恶意倾轧，无情蹂躏；袁世凯还“诬陷他于官舍犯狎妓，甚至引起视他”“为兄弟行”的清军统帅吴长庆的猜忌与怀疑。
一个严重干扰袁世凯训练新军、蛊惑朝鲜政府向日人借款，因借款答允日人办报给当时负责庆军全面工作的袁世凯制造麻烦的人，却对人谎言说是袁世凯倾轧了他，吴长庆猜忌了他。这就是后“为人师表”而早年却极不成熟的马相伯。
188年4月，吴长庆回国述职后返回朝鲜，陪他一起回来的有张謇及另外一个人。这人叫张詧，人称张三先生，是张謇的三兄长。
吴长庆回来时，袁世凯亲自去南阳码头迎。当吴长庆走下船来，给袁世凯的第一感觉就是，吴大叔的气色很不好，象是一个大病初愈之人。袁世凯无不担心地悄悄询问张謇，而张只是叹了声气，并未作答。
回到下都监大本营，张謇领着张詧去了，吴长庆将袁世凯留了下来。
吴大叔手指向一张椅子，说：世侄，你坐下吧。
袁世凯两眼迷茫地望着吴大叔，恭敬坐下。
吴大叔神情庄肃地说道：世侄，此次汝叔归来朝鲜，因有恙在身，恐今后军中大事仍需世侄多有承担。但凡有事者，大胆放心去做，趁汝叔今仍安在，多加磨砺，他日必可出人头地，望吾世侄切记，切记。
此时袁世凯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瞧着吴大叔一脸病憔的神情，说话又是那样怆然无力，象是在作临终遗嘱呢！袁世凯刚想探问究竟，不料吴大叔却轻轻摆了下手，说：世侄下去吧，我有些累了，有事改日说吧。
袁世凯揖礼退了出来，满腹疑惑地回到自己住处。袁世凯经过一番猜想，终实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大叔身体看上来并无大碍，吴大叔这次回国述职，其间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
那么，是否真如袁世凯所猜测那样，吴长庆真就在国内遭遇到什么了吗？答案是：是。
而且事情说起来还相当复杂。
咱们还是先从李鸿章因李太夫人去世丁忧说起：
去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假期一个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准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料李鸿章尚未成行，李太夫人于4月19日就已去世。李鸿章自此守制丁忧。
何谓丁忧？丁忧就是祖制。具体点说，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去世，无论此人何官何职，从得知丧讯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有说三十六个月（不含闰月）。这就叫丁扰。
丁忧源于汉代。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若官员遇丁忧匿丧不报，将可能遭到御史弹劾（如李贤与张居正），一般都会遭到革职处分，因历代王朝均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有时候为了对国家某些时局，回家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这叫“夺情，既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以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
李鸿章守制丁扰，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还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月1日，还在李鸿章在为前去武汉探视母病做准备的时候，就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清国驻日领事余隽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翰林院张佩伦参阅，一面又告诉张佩伦：振帅(作者注：指张树声)有志整备师船。袁保龄也写信告诉张佩伦：合肥（作者注：指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袁保龄与张佩伦乃挚友。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伦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这三者联系起来足可证明，张树声的确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
张树声，字振轩，与李鸿章同为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张树声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围剿捻子，因其善于同名士结交，又被称作“诰封清流”。后编为淮军“树字营”。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
5月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
从以人看来，这一切安排是十分合情合理，挑不出什么毛病。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是急转直下，李、张二人虽不曾反目成仇，然却“城门失火，映及池物”，把个吴长庆坑得不轻。
起因就出在张树声的儿子“清流鞋子”张华奎身上。
此人何故称作“清流鞋子”呢，这还得从“清流”派词上絮叨几句。
“清流”为朝廷中的非主流派别，他们中主要多为言官，不是当权派。“清流”又分“捐班清流（有点资质水平的小人物）”和“诰封清流（有权有势上乘人物）”。“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清流老大”是翁同酥。“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倚重。他们中一人上疏，四方传诵。这些人经常聚集一堆，搜寡弊事，商酌字句，上疏弹劾。而张华奎既不是赀者，亦非权者，只是这些“清流”人物中间一个跑腿的“信息员”，故此戏称其为“清流鞋子”是也。
前年时，张华奎就曾对张佩伦说，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迈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张佩伦当初进李鸿章幕府是张华奎推荐，故两人关系密切，无话不谈。张华奎这是在暗示张佩伦，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守制丁忧，希望到时候张佩伦能协助张家父子。虽然张华奎此时只是工部的一个捐纳郎中，但看待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还是相当准的。如今果然李母去世，李鸿章守制丁忧。
但张佩伦却把这个事写信告诉了李鸿章，张佩伦没有打小报告的意思，只是公事公办咨询李鸿章可不可以照此来办。李鸿章丁忧临行前致函张佩伦，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一事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李鸿章意思在说，于公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你这样做。只是它日若有变故，你就左右为难了。以张佩伦为人处事之精明，他十分明白李鸿章话中的含意。张佩伦深知李鸿章一直对自己十分器重和厚望，而他本人确实也不愿失去李鸿章这棵陈年老树的庇荫。一个人在官场上“站错了队”就不好玩了。李鸿章这一“保留”意见，令张佩伦立刻态度大变，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背后还给了张氏父子“温柔一刀”——将张氏父子的“思想活动”连同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表示与张氏父子的彻底决裂。
5月1日，张树声在毫不知此情的情况下，依然上谕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伦帮办北洋水帅并请加卿衔。这就证实了张树声按照原先约定开始行动了。而令张树声想不到的是，张佩伦竟通过李鸿章所控制的军机处，驳回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被李鸿章隔空抽了一个狠狠的大嘴巴。因为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能擅清。
6月1日，张佩伦密友陈宝琛上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下来，张树声被罚俸9个月。张佩伦与张氏父子从此交恶。
张佩伦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在向李鸿章急于表态。
到底是李鸿章对时局的判断上，善于把握先机，胜算一筹。“壬午兵变”给李鸿章重返天津创造了机会。但对先前张树声的行为，李鸿章并不计较，甚至写信给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文内厡有假满后回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云警报，究于海防薇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李鸿章前去亦断无所增益。对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作者注：指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发病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其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斾驻省经理直隶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
此信意在明说，朝廷“夺情”，我岂敢违命，不回任上？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也去不了了，你回两广总督任上已不是问题。如果不愿南下，咱俩合伙干，我署理洋务，你署理直隶总督，怎么样？
官场上能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不透露着霸气，自然显示出李爵帅在淮系集团中的霸主地位。
李鸿章重返天津，官职依旧。这令张树声很是尴尬，但毕竟张树声在处理“壬午兵变”中是得了分的，清廷对他厚赏嘉奖，并加封太子少保衔。次年，也就是188年初，张树声再次还督两广。
这里就要着重说下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了。既然被李鸿章一声呵斥，搁置不议，张謇以为此事就不会再有下文了。谁知那个“清流鞋子”张华奎，在父亲那里看了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就把它抄录了一份，从天津带到了北京，交给几个“清流”密友传看。很快张謇这篇文章就在全京城传开了。南派清议首领，工部尚书藩祖荫，两代帝师翁同酥立即支持这篇文章。侍郎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弄得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关注上了。朝廷多位官员到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询问他们对《朝鲜善后六策》的看法，而两个部门均没有接到过李鸿章的上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搞得一时京城舆论大哗。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不通过正常官方渠道上达朝廷，是宝廷、邓承修等人专折上奏。
霎时间，在清廷上下掀起一阵“东征论”热潮。持这种观点的人很不在少数，他们鄙视日人只不过蕞尔三岛，论现有实力根本不是大清国的对手。日人之所以胆敢挑衅大清，是因为大清事事退让，畏葸惧战的结果。所谓“东征论”就是主动出兵，干掉日人，将朝鲜划大清一省份而辖之。就连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也觉得壬午兵变后，对朝，日之间的纠纷处理得有所轻率，当事人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慈禧太后转询李鸿章，搞得李鸿章很是被动与难堪。但他依然显得甚为淡定，认为大清在军备还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不可轻启对日人开战。同时，李鸿章还认为，此事显然是张氏父子与吴长庆联手俗自立山头。李鸿章更恼恨吴长庆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竟怂恿部下张謇搞什么“善后六策”，以至使慈禧太后转询自己，朝中大臣籍口攻讦自己。李鸿章越思越恼，决定收拾吴长庆。刚好吴长庆回国述职，李鸿章就让部下传言吴长庆，俗将“庆”字营改编归属马建忠管制，而令吴长庆暂时待在天津待命。
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忿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表示同意，可是慎重一想，本来李鸿章就误以为自己是在联合张氏父另立行山头，这样的话将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事情就永远也说不明白了。好在后来幸亏他的两个好友袁保龄、周馥斡旋下，李鸿章这才没有对吴长庆立即下手。
吴长庆一返回朝鲜，才有了和袁世凯那番谈话。可以想象得到，吴长庆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复杂，甚至是有点灰心了。
这件事对于张謇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打击。他比任何人都为之倍感痛苦，甚至有些后悔——是他，准确地是因了他的《朝鲜善后六策》累及了吴长庆。他为此时觉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与不安，大有“子期虽非因我所杀，但却因我而死”之感。
十二年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设恩科会试，张謇考中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直到这时，张謇对当年发生的事情仍是耿耿于怀，并为此专呈弹劾李鸿章，遂报了当年那“一箭之仇”。
张謇看到吴长庆眼下处境维艰，自己在庆军中前景暗淡，遂萌发了归退的念头。这次随吴长庆返回朝鲜时，张謇便将三兄长张詧引入庆军，先习军中事务，后为替代自己。
188年8月，张謇告别吴长庆回到国内。
多有书中说张謇是1884年随吴长庆回国的，但据多方查证，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未完待续）
学界与人搞“冲突”去了。至于后来咋又叫马相伯这名儿，我也搞不甚明白！
后来，马建常从未与人谈及他在朝鲜的这段“光辉事迹”。而是“倒打一耙”地说在朝鲜受尽了那个阴险狡诈之徒袁世凯的恶意倾轧，无情蹂躏；袁世凯还“诬陷他于官舍犯狎妓，甚至引起视他”“为兄弟行”的清军统帅吴长庆的猜忌与怀疑。
一个严重干扰袁世凯训练新军、蛊惑朝鲜政府向日人借款，因借款答允日人办报给当时负责庆军全面工作的袁世凯制造麻烦的人，却对人谎言说是袁世凯倾轧了他，吴长庆猜忌了他。这就是后“为人师表”而早年却极不成熟的马相伯。
188年4月，吴长庆回国述职后返回朝鲜，陪他一起回来的有张謇及另外一个人。这人叫张詧，人称张三先生，是张謇的三兄长。
吴长庆回来时，袁世凯亲自去南阳码头迎。当吴长庆走下船来，给袁世凯的第一感觉就是，吴大叔的气色很不好，象是一个大病初愈之人。袁世凯无不担心地悄悄询问张謇，而张只是叹了声气，并未作答。
回到下都监大本营，张謇领着张詧去了，吴长庆将袁世凯留了下来。
吴大叔手指向一张椅子，说：世侄，你坐下吧。
袁世凯两眼迷茫地望着吴大叔，恭敬坐下。
吴大叔神情庄肃地说道：世侄，此次汝叔归来朝鲜，因有恙在身，恐今后军中大事仍需世侄多有承担。但凡有事者，大胆放心去做，趁汝叔今仍安在，多加磨砺，他日必可出人头地，望吾世侄切记，切记。
此时袁世凯差不多都要哭出来了。瞧着吴大叔一脸病憔的神情，说话又是那样怆然无力，象是在作临终遗嘱呢！袁世凯刚想探问究竟，不料吴大叔却轻轻摆了下手，说：世侄下去吧，我有些累了，有事改日说吧。
袁世凯揖礼退了出来，满腹疑惑地回到自己住处。袁世凯经过一番猜想，终实也猜不出个所以然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吴大叔身体看上来并无大碍，吴大叔这次回国述职，其间一定是遭遇到了什么？
那么，是否真如袁世凯所猜测那样，吴长庆真就在国内遭遇到什么了吗？答案是：是。
而且事情说起来还相当复杂。
咱们还是先从李鸿章因李太夫人去世丁忧说起：
去年4月17日，李鸿章获准假期一个月，去武汉其兄湖广总督李瀚章处探视母病，朝廷准调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不料李鸿章尚未成行，李太夫人于4月19日就已去世。李鸿章自此守制丁忧。
何谓丁忧？丁忧就是祖制。具体点说，是朝廷官员的父母亲如若去世，无论此人何官何职，从得知丧讯的那一天起，必须回到祖籍守制二十七个月，有说三十六个月（不含闰月）。这就叫丁扰。
丁忧源于汉代。丁忧期间，丁忧的人不准为官，如无特殊原因，国家也不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若官员遇丁忧匿丧不报，将可能遭到御史弹劾（如李贤与张居正），一般都会遭到革职处分，因历代王朝均标榜以孝治天下。但是有时候为了对国家某些时局，回家可以强招丁忧的人为官，这叫“夺情，既为国家夺去了孝亲之情，可以不必去职，以素服办公”。
李鸿章守制丁扰，张树声署理直隶总督还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月1日，还在李鸿章在为前去武汉探视母病做准备的时候，就一面把徐建寅从欧洲回国时所撰《德国海部述略》和清国驻日领事余隽建议设立海军衙门的条陈转交翰林院张佩伦参阅，一面又告诉张佩伦：振帅(作者注：指张树声)有志整备师船。袁保龄也写信告诉张佩伦：合肥（作者注：指李鸿章）望公，将以水师相累，谅新帅当有同心。亦须看时局乃发，水师丁统领，恐不胜任。袁保龄与张佩伦乃挚友。5月4日，李鸿章在给张佩伦的信中再次提及，北洋水师，振公自应接办。这三者联系起来足可证明，张树声的确是李鸿章自己选定的替手。
张树声，字振轩，与李鸿章同为安徽合肥人。1854年起，张树声随李文安、李鸿章父子办团练抵抗太平军，围剿捻子，因其善于同名士结交，又被称作“诰封清流”。后编为淮军“树字营”。是淮系集团中地位仅次于李鸿章的重要人物。
5月0日，李鸿章自天津乘“保大”轮南下奔丧。
从以人看来，这一切安排是十分合情合理，挑不出什么毛病。
可是后来事情的发展却是急转直下，李、张二人虽不曾反目成仇，然却“城门失火，映及池物”，把个吴长庆坑得不轻。
起因就出在张树声的儿子“清流鞋子”张华奎身上。
此人何故称作“清流鞋子”呢，这还得从“清流”派词上絮叨几句。
“清流”为朝廷中的非主流派别，他们中主要多为言官，不是当权派。“清流”又分“捐班清流（有点资质水平的小人物）”和“诰封清流（有权有势上乘人物）”。“清流”的代表人物是张之洞、陈宝琛、黄体芳、邓承修、宝廷，“清流老大”是翁同酥。“清流”负敢谏之名，为朝廷倚重。他们中一人上疏，四方传诵。这些人经常聚集一堆，搜寡弊事，商酌字句，上疏弹劾。而张华奎既不是赀者，亦非权者，只是这些“清流”人物中间一个跑腿的“信息员”，故此戏称其为“清流鞋子”是也。
前年时，张华奎就曾对张佩伦说，李鸿章说他母亲年迈多病，为作后事安排，嘱张树声襄助处理淮军事务。张佩伦当初进李鸿章幕府是张华奎推荐，故两人关系密切，无话不谈。张华奎这是在暗示张佩伦，意思是说，若李太夫人故世，李鸿章必然要守制丁忧，希望到时候张佩伦能协助张家父子。虽然张华奎此时只是工部的一个捐纳郎中，但看待事物分析事物的能力还是相当准的。如今果然李母去世，李鸿章守制丁忧。
但张佩伦却把这个事写信告诉了李鸿章，张佩伦没有打小报告的意思，只是公事公办咨询李鸿章可不可以照此来办。李鸿章丁忧临行前致函张佩伦，对他允诺协助张树声一事提出保留意见，称恐“致它日进退两难。若于事有济而于公出处大计有裨，则鄙早乐赞其成矣”。李鸿章意思在说，于公这是好事，我应该支持你这样做。只是它日若有变故，你就左右为难了。以张佩伦为人处事之精明，他十分明白李鸿章话中的含意。张佩伦深知李鸿章一直对自己十分器重和厚望，而他本人确实也不愿失去李鸿章这棵陈年老树的庇荫。一个人在官场上“站错了队”就不好玩了。李鸿章这一“保留”意见，令张佩伦立刻态度大变，回函张华奎、婉辞对其的邀请。背后还给了张氏父子“温柔一刀”——将张氏父子的“思想活动”连同张华奎的回信一同密呈李鸿章，表示与张氏父子的彻底决裂。
5月1日，张树声在毫不知此情的情况下，依然上谕奏请派翰林院侍讲张佩伦帮办北洋水帅并请加卿衔。这就证实了张树声按照原先约定开始行动了。而令张树声想不到的是，张佩伦竟通过李鸿章所控制的军机处，驳回了张树声的提名，使得刚刚署理直隶总督的张树声，被李鸿章隔空抽了一个狠狠的大嘴巴。因为帮办大员及赏加卿衔向系出自特旨，非臣下所能擅清。
6月1日，张佩伦密友陈宝琛上奏：张树声擅调近臣，实属冒昧，请照例议处。部议下来，张树声被罚俸9个月。张佩伦与张氏父子从此交恶。
张佩伦的一系列举动，无非是在向李鸿章急于表态。
到底是李鸿章对时局的判断上，善于把握先机，胜算一筹。“壬午兵变”给李鸿章重返天津创造了机会。但对先前张树声的行为，李鸿章并不计较，甚至写信给张树声：今中旨叠催，而前咨王夔翁文内厡有假满后回上或有警报，即赴津筹办之语。朝日纷争，虽未云警报，究于海防薇有关系。明知大才筹画，悉合机宜，即李鸿章前去亦断无所增益。对意殷盼，岂敢漠视，自食前言？……粤中人来，谓沅帅（作者注：指曾国荃）五月二十四日由湘登舟，忽发病而止。果尔则执事回任两粤固在其中。若无意南行，而鸿章被诏迫趣，终不免此行，只可专办通商，奉屈台斾驻省经理直隶事宜，兄必力为筹助，无分畛域。服制期内，无再握畿篆之理。
此信意在明说，朝廷“夺情”，我岂敢违命，不回任上？曾国荃奉旨署理你的两广总督，现在看来因病也去不了了，你回两广总督任上已不是问题。如果不愿南下，咱俩合伙干，我署理洋务，你署理直隶总督，怎么样？
官场上能把话说得如此明白，无不透露着霸气，自然显示出李爵帅在淮系集团中的霸主地位。
李鸿章重返天津，官职依旧。这令张树声很是尴尬，但毕竟张树声在处理“壬午兵变”中是得了分的，清廷对他厚赏嘉奖，并加封太子少保衔。次年，也就是188年初，张树声再次还督两广。
这里就要着重说下张謇的《朝鲜善后六策》了。既然被李鸿章一声呵斥，搁置不议，张謇以为此事就不会再有下文了。谁知那个“清流鞋子”张华奎，在父亲那里看了这篇《朝鲜善后六策》，就把它抄录了一份，从天津带到了北京，交给几个“清流”密友传看。很快张謇这篇文章就在全京城传开了。南派清议首领，工部尚书藩祖荫，两代帝师翁同酥立即支持这篇文章。侍郎宝廷、邓承修等人还专折上奏，弄得皇帝和慈禧太后都关注上了。朝廷多位官员到总理衙门和军机处询问他们对《朝鲜善后六策》的看法，而两个部门均没有接到过李鸿章的上奏，他们压根儿就不知道有这么一篇文章，搞得一时京城舆论大哗。这是因为这篇文章根本就是不通过正常官方渠道上达朝廷，是宝廷、邓承修等人专折上奏。
霎时间，在清廷上下掀起一阵“东征论”热潮。持这种观点的人很不在少数，他们鄙视日人只不过蕞尔三岛，论现有实力根本不是大清国的对手。日人之所以胆敢挑衅大清，是因为大清事事退让，畏葸惧战的结果。所谓“东征论”就是主动出兵，干掉日人，将朝鲜划大清一省份而辖之。就连袁世凯的叔父袁保龄也觉得壬午兵变后，对朝，日之间的纠纷处理得有所轻率，当事人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为此慈禧太后转询李鸿章，搞得李鸿章很是被动与难堪。但他依然显得甚为淡定，认为大清在军备还没有完全把握的情况下，不可轻启对日人开战。同时，李鸿章还认为，此事显然是张氏父子与吴长庆联手俗自立山头。李鸿章更恼恨吴长庆在自己不在的时候，竟怂恿部下张謇搞什么“善后六策”，以至使慈禧太后转询自己，朝中大臣籍口攻讦自己。李鸿章越思越恼，决定收拾吴长庆。刚好吴长庆回国述职，李鸿章就让部下传言吴长庆，俗将“庆”字营改编归属马建忠管制，而令吴长庆暂时待在天津待命。
消息传来，张謇等一干幕僚愤忿不平，力劝吴长庆引退，并请其上奏解除本职住京。吴长庆开始表示同意，可是慎重一想，本来李鸿章就误以为自己是在联合张氏父另立行山头，这样的话将势必演化成与李鸿章的公开决裂，事情就永远也说不明白了。好在后来幸亏他的两个好友袁保龄、周馥斡旋下，李鸿章这才没有对吴长庆立即下手。
吴长庆一返回朝鲜，才有了和袁世凯那番谈话。可以想象得到，吴长庆当时的心情是多么复杂，甚至是有点灰心了。
这件事对于张謇来说，也是一个很大打击。他比任何人都为之倍感痛苦，甚至有些后悔——是他，准确地是因了他的《朝鲜善后六策》累及了吴长庆。他为此时觉内心有说不出的愧疚与不安，大有“子期虽非因我所杀，但却因我而死”之感。
十二年后，1894年慈禧太后60大寿设恩科会试，张謇考中状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直到这时，张謇对当年发生的事情仍是耿耿于怀，并为此专呈弹劾李鸿章，遂报了当年那“一箭之仇”。
张謇看到吴长庆眼下处境维艰，自己在庆军中前景暗淡，遂萌发了归退的念头。这次随吴长庆返回朝鲜时，张謇便将三兄长张詧引入庆军，先习军中事务，后为替代自己。
188年8月，张謇告别吴长庆回到国内。
多有书中说张謇是1884年随吴长庆回国的，但据多方查证，这种说法是不确实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