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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三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楼。她的妈妈（我的三姨妈）住在她家四楼。
我爸爸搬家后，就接我和圆圆过去同住。我这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我爸爸的话）。
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同时，我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我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家有女佣做饭、洗衣、收拾，另有个带孩子的小阿姨带圆圆。小阿姨没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称“奶公”相当于奶妈。圆圆已成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爸爸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爱称）。
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很开心。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波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 -->>
我们出国乘英国邮船二等舱，伙食非常好。回国乘三等舱，伙食差多了。圆圆刚断奶两个月，船上二十多天，几乎顿顿吃土豆泥。上船时圆圆算得一个肥硕的娃娃，下船时却成了个瘦弱的孩子。我深恨自己当时疏忽，没为她置备些奶制品，辅佐营养。我好不容易喂得她胖胖壮壮，到上海她不胖不壮了。
钟书已有约回清华教书，我已把他的书本笔记和衣物单独分开。船到香港，他就上岸直赴昆明西南联大（清华当时属西南联大）。他只身远去，我很不放心。圆圆眼看着爸爸坐上小渡船离开大船，渐去渐远，就此不回来了，她直发呆。她还不会说话，我也无法和她解释。船到上海，我由钟书的弟弟和另一亲戚接到钱家。我们到辣斐德路钱家，已是黄昏时分。我见到了公公（我称爹爹）、婆婆（我称唔娘）、叔父（我称小叔叔）、婶母（我称四婶婶），以及妯娌、小叔子、小姑子等。
圆圆在船上已和乘客混熟了，这时突然面对一屋子生人，而亲人又只剩了妈妈一个，她的表现很不文明。她并不扑在妈妈身上躲藏，只对走近她的人斩绝地说“nonnon！”（我从未教过她法语），然后像小狗般低吼“rrrrrr”卷的是小舌头（我也从不知道她会卷小舌头）。这大概是从“对门太太”处学来的，或是她自己的临时应付。她一岁零三个多月了，不会叫人，不会说话，走路只会扶着墙横行，走得还很快。这都证明我这个书呆子妈妈没有管教。
大家把她的低吼称作“打花舌头”觉得新奇，叫她再“打个花舌头”她倒也懂，就再打个花舌头。不过，她原意是示威，不是卖艺，几天以后就不肯再表演，从此她也不会“打花舌头”了。钱家的长辈指出，她的洋皮鞋太硬，穿了像猩猩穿木屐；给她换上软鞋，果然很快就能走路了。
她从小听到的语言，父母讲的是无锡话，客人讲国语“对门太太”讲法语，轮船上更是嘈杂，她不知该怎么说话。但是没过多久，她听了清一色的无锡话，很快也学会了说无锡话。
我在钱家过了一夜就带着圆圆到我爸爸处去，见了爸爸和姐妹等。圆圆大约感觉到都是极亲的人，她没有“吼”也没喊“nonnon”当时，钱家和我爸爸家都逃难避居上海孤岛，居处都很逼仄。我和圆圆有时挤居钱家，有时挤居爸爸家。
钟书到昆明西南联大报到后，曾回上海省视父母，并送爹爹上船（由吴忠匡陪同前往蓝田师院），顺便取几件需要的衣物。他没有勾留几天就匆匆回昆明去。
我有个姨表姐，家住上海霞飞路来德坊，她丈夫在内地工作。她得知我爸爸租的房子不合适，就把她住的三楼让给我爸爸住，自己和婆婆妯娌同住二楼。她的妈妈（我的三姨妈）住在她家四楼。
我爸爸搬家后，就接我和圆圆过去同住。我这才有了一个安身之处。我跟着爸爸住在霞飞路来德坊，和钱家住的辣斐德路很近。我常常带着圆圆，到钱家去“做媳妇”（我爸爸的话）。
我母校振华女中的校长因苏州已沦陷，振华的许多学生都逃难避居上海，她抓我帮她在孤岛筹建分校。同时，我由朋友介绍，为广东富商家一位小姐做家庭教师，教高中一年级的全部功课（包括中英文数理等———我从一年级教到三年级毕业）。我常常一早出门，饭后又出门，要到吃晚饭前才回家。
爸爸的家，由大姐姐当家。小妹妹杨必在工部局女中上高中，早出晚归。家有女佣做饭、洗衣、收拾，另有个带孩子的小阿姨带圆圆。小阿姨没找到之前，我爸爸自称“奶公”相当于奶妈。圆圆已成为爸爸家的中心人物。我三姐姐、七妹妹经常带着孩子到爸爸家聚会，大家都把圆圆称作“圆圆头”（爱称）。
圆圆得人怜，因为她乖，说得通道理，还管得住自己。她回到上海的冬天（一九三八年）出过疹子。一九三九年春天又得了痢疾，病后肠胃薄弱，一不小心就吃坏肚子。只要我告诉她什么东西她不能吃，她就不吃。她能看着大家吃，一人乖乖地在旁边玩，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一次，我的阔学生送来大篓的白沙枇杷。吃白沙枇杷，入口消融，水又多，听着看着都会觉得好吃。圆圆从没吃过。可是我不敢让她吃，只安排她一人在旁边玩。忽见她过来扯扯我的衣角，眼边挂着一滴小眼泪。吃的人都觉得惭愧了。谁能见了她那滴小眼泪不心疼她呢。
这年（一九三九年）暑假，钟书由西南联大回上海。辣斐德路钱家还挤得满满的。我爸爸叫我大姐姐和小妹妹睡在他的屋里，腾出房间让钟书在来德坊过暑假。他住在爸爸这边很开心。
我表姊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
钟书虽然住在来德坊，他每晨第一事就是到辣斐德路去。当时，筹建中的振华分校将近开学。我的母校校长硬派我当校长，说是校董会的决定。她怕我不听话，已请孟宪承先生到教育局立案。我只能勉为其难，像爸爸形容的那样“狗耕田”开学前很忙，我不能陪钟书到钱家去。
有一天，钟书回来满面愁容，说是爹爹来信，叫他到蓝田去，当英文系主任，同时可以侍奉父亲。我认为清华这份工作不易得。他工作未满一年，凭什么也不该换工作。钟书并不愿意丢弃清华的工作。但是他妈妈、他叔父、他的弟弟妹妹等全都主张他去。他也觉得应当去。我却觉得怎么也不应当去，他该向家人讲讲不当去的道理。
我和钟书在出国的轮船上曾吵过一架。原因只为一个法文“波n”的读音。我说他的口音带乡音。他不服，说了许多伤感情的话。我也尽力伤他。然后我请同船一位能说英语的法国夫人公断。她说我对、他错。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钟书输了，当然也不开心。常言：“小夫妻船头上相骂，船杪上讲和。”我们觉得吵架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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