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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21］
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
处里又来了几位新人手，三科也来了一位，是个年轻姑娘，姓谈，叫谈琴。谈琴很年轻，是从一家财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邓一群很快就知道，事实上她也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国营（经济学家改叫“国有”“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邓一群仅仅发现理论阐述上的确有了变化，而实质性的变化却没有）绿洲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绿洲重型机械厂是全省著名的大企业，过去厅里好几任正副厅长都是那里过来的，甚至还出过一位副省长。
谈琴新到机关，所以她称邓一群为“邓科长”叫得邓一群多少有点不自在，但另一方面心里却很受用。从位置上来说，他真正不再是个新兵了。不能小看这一点，在机关里，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格。他想起农村里有一种传说：鬼要投胎做人时，他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进来，否则就永远也不能还生。有了谈琴，他就有了超度的希望。
邓一群对谈琴的印象很好，她很随和，而且相当谦让。她那种随意和田小悦又有些不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与田小悦相比，谈琴没有她那么洋气，比较本色。
对田小悦的那次失约，邓一群在内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但他却表现得相当成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在第二天见到她后会表现得那么坦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田小悦小声对他说：“小邓，真的不好意思噢。”邓一群笑一笑，也小声说：“没什么。”她的脸好像红了一下，说：“我回家吃完晚饭还特地收拾打扮了一下，我妈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是和我的一个同事看电影。我妈说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正当我刚要出门，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到了我家。结果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我又不好明说。真的，抱歉得很。”
邓一群看着她那样子，说：“噢，没关系的，我看你没来就知道你一定有事。我的想法不过是一个人看电影挺无聊。巧得很哪，就在我站在门口等你的时候，碰到我过去的一个校友，我们就一起看了。”他没有说那个校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想他这样说是聪明的。“昨晚那部电影很好看，是奥斯卡获奖片，一共有五项提名。画面做得非常美，精致。”田小悦说：“小邓，要不什么时候我请你吧。”邓一群说：“不，还是我请你吧。”田小悦也就笑着没再说什么。
邓一群当然没有再在短时间里请她，他在心里琢磨着她那样说是否真实。如果她后来对他能表现出点热乎，那么她无疑是诚的，反之则不是。后来，邓一群发现她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暗示，于是他也就装成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上班的日子又像水一样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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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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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一群要求入党。
姜副处长做了他的入党介绍人。
邓一群知道，姜副处长所以做他的入党介绍人，是因为他欠了自己的一份人情。一年前，邓一群出事了。一次机械厅派员去北京和德国一家公司商谈关于在陵州开展经济合作的事项，身在北京的处长周永胜让三科准备四份相关的材料，邓一群向当时在家的姜副处长做了汇报。姜副处长认为一些环节可以省略，于是另外准备了三份材料。其中一份材料的中、英、德三国文字翻译，田小悦与她的另几个同学翻译完毕后，让邓一群再看一遍，但姜副处长却催着让他赶紧送京，不再推敲。邓一群乘了夜班十一点多的火车，把材料送到北京后，周永胜看到只有三份材料，当时就大为不满，一把就把文件摔在了地上，破口大骂，把邓一群训得头都抬不起来，让他当天赶回陵州。
和德国的合作后来告吹了。最后查明告吹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份翻译，其中德文的一个关键词翻译把意思完全弄错了。厅长周润南非常生气，一桩四千多万的买卖就这样落空了，不能不让他气愤。机关里那一阵风声很紧，说一定要追究责任，可能要给予邓一群处分。邓一群感觉自己是冤枉的。事实上，邓一群只负责整理收集和传送材料，而文字上的操作则完全是田小悦和姜副处长的事。但他如果路上认真看一遍翻译文稿呢？
周永胜回来后停了邓一群手里的工作。邓一群那一阵就非常地惶恐。真的，机关里一直存在人浮于事的现象，一些机关干部纪律散漫，更有一些人背地里向省委、纪委打周润南的小报告，周润南一直想借机整一整身上长刺的人，却一直也没有找到机会。这次机会来了！他要来一次杀鸡儆猴。机关里的另一些人看得明白：周润南肯定无意于搞邓一群，但逢着这样的契机，牺牲一个毫无背景的小人物，是非常必要的。姜和田都不好处理，只有邓一群最合适。要处理，就决不会轻。
邓一群没有经历过什么大事，而这一次可算是天塌下来的了不得的大事了。几千万的损失，他真是越想越害怕。他们会干什么？会开除他吗？如果在他的档案里有一份处分，那么他短期的前程就完了。想到进机关的那些青年，谁也没有像他一样地倒霉。深夜的时候，邓一群睡不着，好几个晚上，甚至彻夜失眠。姜副处长找过邓一群谈话，让他不要紧张。其实邓一群心里清楚，姜副处长的意思是让他从头到尾一个人扛着。
他只有一个人扛着，他不扛，还有谁来承担这份责任呢？
人在倒霉的时候，更容易想起悲伤的事情。邓一群由自己又想到老家里的事，想到大哥邓一彬被村长的那顿痛打而又申冤无门，进一步哀叹自己的不幸。他想：如果我有背景，像田小悦，就不会被处分；如果我是一个小头目，一个副处长之流，也决不会成为这次事件的牺牲品。
厅里召开了厅长办公会。
一个多月过去了，邓一群没有被处分。慢慢地就有消息传了出来，会上，周润南厅长开宗明义，要大家发表看法。一句话，处分还是不处分，而如果处分，应该把握在什么程度上。几个副厅长随口附和，都认为应该处理邓一群。但刘志新副厅长却反对这样做，说对邓一群这样的年轻人，应该做一次严肃的批评，但处分就算了。而且，他认为责任不应该由邓一群一人来承担。
邓一群在内心对刘副厅长感激不尽。
通过这件事，邓一群更加认识到自己一定要努力，当上一个领导，处境就能改善。世界上永远只存在两种人：性别上，是男人和女人；权力上，领导者和被领导者。当一个被领导者，永远都处于一种弱势。
他要改变自己处于弱势的位置。
与小倪相比，他虽然迟了一步，但毕竟还是向前走了一大步。在大学里的时候，邓一群竟然就没有想到要入党。当时，学校的党组织是想过发展他的，好几次催他写申请，但他却一直也没有上心。与社会上相比，在学校里入党是比较容易的。到了机关的这几年，他深深地感到成为一个党员是多么的重要。然而，这时的醒悟已经显得有些迟了。
机关里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入党非常困难，有时一年也发展不了三两个党员。表面上看那是党员们对新进来的同志要求严格，事实上却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谁都知道，入党是提拔的必要条件。一般而言，你要是在单位里表现一般，别人看不出你有做官的野心，对同事们威胁较小的，那么你入党倒容易一些，若是你平时的野心让人看穿，那么你入党必然是千难万难。给青年人设置障碍的，往往就是那些有一些年纪而始终没有得到提拔，牢骚满腹、意志消沉的“同志”
邓一群年轻，还没有成为那样的“同志”他要努力趁早解决自己，免得将来陷入那个“同志”的泥淖。
像所有第一次写入党申请书的年轻人一样，邓一群根本不会写。有经验的老同志就让从党章中抄。邓一群一边抄，一边感到自己内心的严重虚假。一张纸上，写的尽是空洞而苍白的文字。为什么要入党？很明显，入党就是为做官做准备。入党是做官的前提。在机关里，你不争取入党就会被视为政治上不求进步的表现。所以，写一份入党申请书都是必须的。写它的本身，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生存手段。
周处长退休了，退得非常地不情愿，据说他在组织上找了他谈话之后，还发了火，无非是为自己摆功，然后睡在家整整两天没有出门。权力就要从他的手里失去了，这多么让他痛心啊！邓一群想：事实上他有什么功劳呢？他对他个人或家庭是有功的，而对单位、国家，有的只是损失，贪污腐败，他都沾了。
在由干部处、老干部处和他们计划处联合举行的欢送会上，邓一群第一次注意到在老周身上表现出来的颓败，他仿佛一下子老了很多。他坐在那里，像一只发了瘟病的家鸡，脸色像猪肝一样地发紫。头上的白发也一下显得那么地刺目。他就要离开处长那个宝座了。在机关处级干部的交椅里，计划处处长的位置算是少数几个最吸引人的位置之一。偌大一个机关和下面几十个下属单位的财权都掌握在他的手里，因此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有无数的人要求他，要孝敬他。他可以不动声色地接受很多好处，这十几二十年的处长做下来，也不知比别人多享受了多少膏脂。他肥得都快流油了。在这个会议上，处里的同事再一次说了很多言不由衷的假话。邓一群知道在处里，有好几位对老周有意见，甚至是很尖锐的，这时候都开始说老周怎么怎么好，对工作，对同事，让大家很是信服。厅里两位副厅长出席了欢送会，对周头的工作做了很多肯定，那种评价让邓一群想到，很像是追悼会上的悼词。
邓一群也说了周头好多好话。事实上他对周头的退休，内心里真是痛快极了。不仅是因为周那次对他过火的行为，即使平时的一些做法，也让邓一群觉得他做官的虚伪：一面是装出来的严肃正经，一面却又是真实的肮脏自私；一方面表现出对下属是马列主义，无限上纲，一方面对自己实行自由主义，背着处里的其他同事大肆接受下属单位送来的好处，甚至和处里的妇女调情。邓一群注意到，在后来的几个月里，处里的那个罗正英明显疏远了与周永胜的关系。这也说明了一点，权力比周永胜的身体更有用，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不复存在。或者说，没有了权力，周永胜的身体也就形同虚设。对于四十来岁的妇女罗正英，需要处长的权力远胜于需要处长的身体。
周头是在一种不名誉的情况下退休的，谁也想不到周永胜会在那样的年龄犯那样时髦的错误。邓一群从那次看到周头在办公室里拉罗正英的手开始，就知道他迟早要出事，但他没有意识到事情会得到公开。邓一群以为处里除了他没有人知道这一切，事实上他一点也不知道，在这之前，除了他没有看出周永胜对罗正英有意思，其他人都知道。周头经常有意无意地到罗正英那个科里去串门，罗正英也会时不时到他那个办公室里去。
谁也不知道周头写给罗正英的那封情书是怎么贴到机关传达室的大门口去的。这一事件立即成为机关里的头号新闻。事后机关里有消息说，捅出这件事的不是别人，而是一向在表面上对他还不错的姜副处长。
那么周头的情书是怎么落到姜副处长的手上去的呢？这是一个谜，谁也解不开的谜。而姜处为什么要这样做，一部分人猜测是他凯觎周永胜的那个处长位置，但分析起来又不完全像，因为在他之前还排着一位副处长。如果事情果真是他干的，也许真实的目的，只有他本人知道。
罗正英在出了这件事后表现得疯疯癫癫的，她找到了机关党委，找人事处，申明自己和周永胜并没有关系。对于周永胜写给她的情书，她一点也不知情。那些人听了，只是看着她，说了一些原则上的话，让她感到委屈得很。她很希望组织上能出面为她正名，但组织上却表现得冷若冰霜。组织的眼睛是雪亮的，绝不相信她是清白的。谁都相信，他们早已有了苟且关系。看来，机关里的情人关系，非常靠不住。维系他们关系的基础并不是感情，而是利益，一旦利益消失，关系也就了结。
这件事给邓一群上了生动的一课，明白机关是一个多么险恶的地方。应该说机关对这件事处理得还很客气，主动把这件事给压了。罗正英在叫屈了半个月后，发现组织上根本不能为她正名，于是她就向干部处、纪委反映周永胜过去多次向她表白“他那畜牲样的动机（原话如此）”她是一个受害者。她要求组织上对周永胜有个处理决定，这时干部处才出面做罗正英的工作。她这样的要求几乎是可笑的，虽然他们这件事影响很坏，但这件事与周永胜的其他腐败行为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许在干部人事部门，表扬一个人是容易的，处理一个人却并不容易，因为在所有的机关干部中，周并不是做得最出格的一个。再说他这么多年下来，有着自己的关系网，这些人不知不觉中都会保护他。保护他，事实上也就保护了自己。
周永胜的退休并没有让处长人选在本处产生。计划处有相当一段时间处于一种真空状态。两个月后，机关安排了审计处的一位处长来到计划处主持工作。审计处的一位副处长自然升迁到处长的位置上。
就在新处长到来的前夕，姜副处长找邓一群谈心，说要发展他入党，并且乐意成为他的入党介绍人。邓一群清楚这个机会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姜的想法，他也能够理解。用姜的说法，就是邓一群真的已经具备一个年轻党员的条件了。
入了党，今后的路对他来说就不一样了。邓一群十分明白这一点。
在处里，邓一群的位置在一天一天地起变化。通过那件事，大家感觉他变得更加成熟了。从时间上来说，他也已经成了一个老资格的副科级干部（虽然事实上他的年龄并不老）。
处里又来了几位新人手，三科也来了一位，是个年轻姑娘，姓谈，叫谈琴。谈琴很年轻，是从一家财会中等专业学校毕业分配来的。邓一群很快就知道，事实上她也有背景，他的父亲是国营（经济学家改叫“国有”“国营”和“国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事实上邓一群仅仅发现理论阐述上的确有了变化，而实质性的变化却没有）绿洲重型机械厂的党委书记。绿洲重型机械厂是全省著名的大企业，过去厅里好几任正副厅长都是那里过来的，甚至还出过一位副省长。
谈琴新到机关，所以她称邓一群为“邓科长”叫得邓一群多少有点不自在，但另一方面心里却很受用。从位置上来说，他真正不再是个新兵了。不能小看这一点，在机关里，这就是很重要的资格。他想起农村里有一种传说：鬼要投胎做人时，他必须要拉一个垫背的进来，否则就永远也不能还生。有了谈琴，他就有了超度的希望。
邓一群对谈琴的印象很好，她很随和，而且相当谦让。她那种随意和田小悦又有些不同，更像是发自内心的。与田小悦相比，谈琴没有她那么洋气，比较本色。
对田小悦的那次失约，邓一群在内心里一直不能忘怀，但他却表现得相当成熟，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他能在第二天见到她后会表现得那么坦然。第二天上班的时候，田小悦小声对他说：“小邓，真的不好意思噢。”邓一群笑一笑，也小声说：“没什么。”她的脸好像红了一下，说：“我回家吃完晚饭还特地收拾打扮了一下，我妈还问我干什么，我说是和我的一个同事看电影。我妈说那你还磨蹭什么，还不赶紧。正当我刚要出门，结果我的一个同学到了我家。结果一坐就是好长时间，我又不好明说。真的，抱歉得很。”
邓一群看着她那样子，说：“噢，没关系的，我看你没来就知道你一定有事。我的想法不过是一个人看电影挺无聊。巧得很哪，就在我站在门口等你的时候，碰到我过去的一个校友，我们就一起看了。”他没有说那个校友是男性还是女性。他想他这样说是聪明的。“昨晚那部电影很好看，是奥斯卡获奖片，一共有五项提名。画面做得非常美，精致。”田小悦说：“小邓，要不什么时候我请你吧。”邓一群说：“不，还是我请你吧。”田小悦也就笑着没再说什么。
邓一群当然没有再在短时间里请她，他在心里琢磨着她那样说是否真实。如果她后来对他能表现出点热乎，那么她无疑是诚的，反之则不是。后来，邓一群发现她并没有对他表现出什么特别的暗示，于是他也就装成什么事也没有的样子。
上班的日子又像水一样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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