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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分子”这个词语的使用与生成，不知有没人考证过，我有一天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却的确为这个词的准确感到高兴。词语的最早来源可能还是直觉，有人说：直觉先于语言。这使得你无法用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词语同样准确的解释一个具体的词语。解释的困难在于我们对那个具体的词语的理解已经在血液之中了，我们心里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用别的词语试图解释它的时候，却也明白这是一件难为的事。
不过我还是要做这件难为的事。什么是知道分子？他们是那些博古通今者，上知天文，下哓地理，也就是什么都大概知道，什么都大致了解的人。你可以尽管跟他聊起任何你感兴趣的事情，sars也好，伊拉克战局也罢，甚至于奶牛的分类。千万别怕他会不知道，他一定知道，这一点你一百个放心吧。哪怕他碰巧不会，他也一定会扯出许多与此相关的话题来，至少不会让你无聊。除此之外还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家。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写一些自己的见解评论，再就是在广播电视上露露面，点评点评各样的人，各样的事件。在这个通讯信息发达的年代，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风光人物，他们是媒体的主角，社会的精英，一句话，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知道分子。有人将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也列为其中的一员。
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中凸现出来的有一类人群，他们从属于前者，却区别于前者。知识分子如果说对知识的态度还是敬畏的，甚至是暧昧的：他们追求知识，也许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利益的追求过知识，但他们从来都是强调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讲：“我追求知识不是因为这知识是有用的，而是因为这知识是好的，也许这知识一无用处”而一个知道分子则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追求获取知识就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而我也是要从这知识之中获取利益。”知道分子无畏的将自己与知识的关系定位为利用的关系。
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欧洲大约1460年左右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场鼠疫，当时还很年轻的牛顿（生于1642年，伽利略于同年去世），为了躲避那场灾难，在乡下居住了13个月，其间，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为他后来的主要想法奠定了基础，也才有了二十年后的传世只作——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诞生。同时我们还知道，他也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知道是有用的，至少它让学习的人有了一种历史感，然后有兴趣与激情。当时我是这样想的，而且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这么认为。这也是有原因的，对于一个喜欢联想，崇尚大师，又恰好喜爱阅读，喜欢钱钟书那样左缘右引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知识串起来，成为一个项链似的整体更为快乐的事了。可是当我在农村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发觉我错了，好象把生活的所有信条，那些来自于直觉，来自于感性的，肉体的体验的信条，而不是来自于间接的，来自于理论演绎的空洞的大话（知识），串起来更为有用，更为实在。知识的串接带来的满足与快乐仍然是欺骗性的，它顶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狡猾善于言词的知道分子，这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到处去抖机灵，卖弄嘴皮子，搞不好，还要上电视台，去煽煽情，引的别人或掉泪，或敬仰，其实那掉泪的人却不知道，那人所说的也仅仅是二次的体验了，他自己对那引别人掉泪的故事，也是从理论上来的。相对的，如果将来自于亲身体验的信念串接起来，我们则会得到一个踏实的人，这个人或许还是有点浅薄，这个人或许还是有点顽固，但这是一个实在的没有遮遮掩掩的浅薄，这是一个实在的不容易改变的顽固，可爱的顽固。
所以，是不是可以将在知识的寻求与整合之中寻找乐趣，寻找满足的人叫做知道分子呢？而且他们还不同于先前我们称呼的知识分子。后者还很含蓄，起码不敢明目张胆的去用自己的知识换取利益，甚至不敢宣称自己有知识，因为他们怕别人说他们好为人师，他们怕辱没了知识。他们宁愿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也不会跳出来教化众人，同样的却是，他们也在知识其中寻求欢乐与满足。
所以，在一个知道分子与农民之间作比较，我们可以说，前者获取的欢乐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或许还更为频繁，但它决不会如农民的欢乐一般。会是如此的单纯而浓烈。知道分子的欢乐如同红酒，再怎么芬芳，也带着一点酸，而且不是辛酸，而是苦酸。农民的欢乐如同是白酒，而且是二锅头那种最次的白酒，这种欢乐本来考虑到的因素只有酒精，哪里还会顾得上酒精之外的品味与健康，情调与花样。
想起了论语上一句话：“子路有闻，未能行之，唯恐再有闻”这里，我们得知了一个可爱的行动者的形象，并且又回归到一个古老的话题：知与行的问题。
曾几何时，一些大学生辩论会已经将这个题目给搞烂了。那些似乎知晓天下事的大学生辡手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硬要活生生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这也不是辩论的错误，这甚至没有错误不错误的说法，不过我们看到了一个夸张的极限情况：所有的知道分子都在或轻或重的处在与辡手们极其相似的境遇当中。知道分子们在词语与意象之中生存，在知识与概念之间行走，但请注意了，这一切仍与真理无关。如果没有从行为上将那些外在的“道”也好“闻”也罢，或者知识与理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准则，流入血液成为身体中的一部分，人格的组成元素，那么一切的外在理念都是无用的，虚无的，仅仅是摆设，仅仅是知道分子的装饰物。
那么知道分子的态度究竟是该鄙视的呢，还是该嘲笑的呢？我想，如果一个知道分子仅仅限于做一个单纯的知道分子，那么这一切无可非议。但如果他还有一点野心，他还想做一个比较完美的人，那么我们觉得他还应该学习一点农民身上的特点，更多的将自己的行为与实践整合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言词与理念。
2003。7。6
“知道分子”这个词语的使用与生成，不知有没人考证过，我有一天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却的确为这个词的准确感到高兴。词语的最早来源可能还是直觉，有人说：直觉先于语言。这使得你无法用其他的许许多多的词语同样准确的解释一个具体的词语。解释的困难在于我们对那个具体的词语的理解已经在血液之中了，我们心里明白它究竟是什么意思，但我们用别的词语试图解释它的时候，却也明白这是一件难为的事。
不过我还是要做这件难为的事。什么是知道分子？他们是那些博古通今者，上知天文，下哓地理，也就是什么都大概知道，什么都大致了解的人。你可以尽管跟他聊起任何你感兴趣的事情，sars也好，伊拉克战局也罢，甚至于奶牛的分类。千万别怕他会不知道，他一定知道，这一点你一百个放心吧。哪怕他碰巧不会，他也一定会扯出许多与此相关的话题来，至少不会让你无聊。除此之外还是某一专业领域内的专家。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写一些自己的见解评论，再就是在广播电视上露露面，点评点评各样的人，各样的事件。在这个通讯信息发达的年代，他们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人物，他们是风光人物，他们是媒体的主角，社会的精英，一句话，他们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知道分子。有人将大名鼎鼎的余秋雨也列为其中的一员。
知道分子是从知识分子中凸现出来的有一类人群，他们从属于前者，却区别于前者。知识分子如果说对知识的态度还是敬畏的，甚至是暧昧的：他们追求知识，也许从来都没有脱离过利益的追求过知识，但他们从来都是强调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信条，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会讲：“我追求知识不是因为这知识是有用的，而是因为这知识是好的，也许这知识一无用处”而一个知道分子则会明明白白的告诉你：“我追求获取知识就是因为它是有用的，而我也是要从这知识之中获取利益。”知道分子无畏的将自己与知识的关系定位为利用的关系。
上大学的时候，听老师讲，欧洲大约1460年左右的时候，曾经流行过一场鼠疫，当时还很年轻的牛顿（生于1642年，伽利略于同年去世），为了躲避那场灾难，在乡下居住了13个月，其间，他对一些问题的思考直接为他后来的主要想法奠定了基础，也才有了二十年后的传世只作——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的诞生。同时我们还知道，他也是微积分的创始人之一。
我觉得类似这样的知道是有用的，至少它让学习的人有了一种历史感，然后有兴趣与激情。当时我是这样想的，而且之后的许多年，我一直这么认为。这也是有原因的，对于一个喜欢联想，崇尚大师，又恰好喜爱阅读，喜欢钱钟书那样左缘右引的年轻人，没有什么比把自己的知识串起来，成为一个项链似的整体更为快乐的事了。可是当我在农村的一年多的日子里，我发觉我错了，好象把生活的所有信条，那些来自于直觉，来自于感性的，肉体的体验的信条，而不是来自于间接的，来自于理论演绎的空洞的大话（知识），串起来更为有用，更为实在。知识的串接带来的满足与快乐仍然是欺骗性的，它顶多把我们塑造成一个狡猾善于言词的知道分子，这其中的佼佼者，还可以到处去抖机灵，卖弄嘴皮子，搞不好，还要上电视台，去煽煽情，引的别人或掉泪，或敬仰，其实那掉泪的人却不知道，那人所说的也仅仅是二次的体验了，他自己对那引别人掉泪的故事，也是从理论上来的。相对的，如果将来自于亲身体验的信念串接起来，我们则会得到一个踏实的人，这个人或许还是有点浅薄，这个人或许还是有点顽固，但这是一个实在的没有遮遮掩掩的浅薄，这是一个实在的不容易改变的顽固，可爱的顽固。
所以，是不是可以将在知识的寻求与整合之中寻找乐趣，寻找满足的人叫做知道分子呢？而且他们还不同于先前我们称呼的知识分子。后者还很含蓄，起码不敢明目张胆的去用自己的知识换取利益，甚至不敢宣称自己有知识，因为他们怕别人说他们好为人师，他们怕辱没了知识。他们宁愿承认自己一无所知，也不会跳出来教化众人，同样的却是，他们也在知识其中寻求欢乐与满足。
所以，在一个知道分子与农民之间作比较，我们可以说，前者获取的欢乐更为复杂，也更为深刻，或许还更为频繁，但它决不会如农民的欢乐一般。会是如此的单纯而浓烈。知道分子的欢乐如同红酒，再怎么芬芳，也带着一点酸，而且不是辛酸，而是苦酸。农民的欢乐如同是白酒，而且是二锅头那种最次的白酒，这种欢乐本来考虑到的因素只有酒精，哪里还会顾得上酒精之外的品味与健康，情调与花样。
想起了论语上一句话：“子路有闻，未能行之，唯恐再有闻”这里，我们得知了一个可爱的行动者的形象，并且又回归到一个古老的话题：知与行的问题。
曾几何时，一些大学生辩论会已经将这个题目给搞烂了。那些似乎知晓天下事的大学生辡手们，意气风发，指点江山，硬要活生生的颠倒黑白，指鹿为马。这不是他们的错误，这也不是辩论的错误，这甚至没有错误不错误的说法，不过我们看到了一个夸张的极限情况：所有的知道分子都在或轻或重的处在与辡手们极其相似的境遇当中。知道分子们在词语与意象之中生存，在知识与概念之间行走，但请注意了，这一切仍与真理无关。如果没有从行为上将那些外在的“道”也好“闻”也罢，或者知识与理念，内化为自己的信念，自己的准则，流入血液成为身体中的一部分，人格的组成元素，那么一切的外在理念都是无用的，虚无的，仅仅是摆设，仅仅是知道分子的装饰物。
那么知道分子的态度究竟是该鄙视的呢，还是该嘲笑的呢？我想，如果一个知道分子仅仅限于做一个单纯的知道分子，那么这一切无可非议。但如果他还有一点野心，他还想做一个比较完美的人，那么我们觉得他还应该学习一点农民身上的特点，更多的将自己的行为与实践整合为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言词与理念。
200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