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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旧警察人员中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四百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市公安局严格掌握政策，向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了解情况并请他们认定处理意见。此外，还争取了北平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总队长聂士庆协助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总队长。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最后是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政府给予其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的和底细不清的人，市公安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人作进一步的审查。
提起聂士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我和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同志所用的那座绞刑架。我们上天安门城楼时人多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支在当时比较珍贵的“派克”牌钢笔让扒手给偷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扒手太猖狂，竟然偷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也必须对留用的旧警察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的接管和从保警队员手中收缴武器，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安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两千九百人，编为六个大队、十八个中队、一个车巡大队、一个军乐队。四名总队正、副队长中有三名是军统特务、一名是中统特务；二十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武器装备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机枪中队配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二支，其他为驳壳枪、勃朗宁手枪等。保警总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反动武装警察部队。
五四运动以来，保安警察总队屡次参与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我和刘进中、张廷桢等同志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艰难。谭政文指出：收缴保安警察总队的武器事关重大，对消灭城内反动武装有重要意义，对城外待编的傅作义部队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防止拒缴或携枪潜逃的危险情况出现。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我们手里没有兵，但是我们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促其缴械，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利用旧警察和保安警察总队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人，运用和平接管的权力，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1949年2月4日至8日，经过层层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终于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收缴了保安警察总队全部的武器。计有机枪一百五十二挺、长短枪九千九百八十七支、战刀八百七十三把、手榴弹五千九百五十四枚及子弹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发。
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期间，全体军事代表、接管人员，为了社会的安宁，每日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但是，大家每天吃的却是窝头、小米饭、青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装，脚上登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劳动人民最低水平的生活。市公安局当时的食堂没有夜餐，劳累一天后晚上又继续加班的同志想吃点东西，只能到离市公安局不远的前门外大街夜市的小摊上去吃。一次，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赵苍壁加夜班后肚子饿得快坚持不住了，于是拉上我直奔前门夜市，从小摊上买碗新鲜的老豆腐和刚出炉的火烧，热热乎乎地吃下肚——这在当时觉得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一次改善生活了。
我们每当谈起这些往事，仍记忆犹新，余味浓浓。当时，我们在和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社会名流打交道时，虽然穿得不如人家，但心里是那样的充实，是那样的坦然和豪迈，表现出来的是高昂的斗志、超人的工作效率。我们以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北平市上下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誉。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原顾问
（此文由《首都公安》杂志根据刘涌同志口述整理）
在旧警察人员中认定为特务分子的有四百余人。对这批特务分子的处理，市公安局严格掌握政策，向打入警察局内部的地下党同志了解情况并请他们认定处理意见。此外，还争取了北平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总队长聂士庆协助工作。聂士庆曾任北平市警察局秘书、北平市民政局秘书，后任北平市警察局刑警大队总队长。聂士庆长期效忠国民党、阎锡山，杀害革命干部群众，血债累累，罪恶极大。但他在北平解放前夕接受我党地下工作人员指示，营救我党地下工作同志出狱，并掩护了我党在警察局的地下工作人员。1949年1月31日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杨清植在南逃之前，煽动军统特务分子携枪逃散，最后是聂士庆将逃散人员召回。接管时，聂士庆带领刑事警察大队的军统特务及公职人员参加起义并进行登记，上缴了全部枪支武器。对聂士庆这样有立功表现的人，政府给予其宽大处理。对其他的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以及一切有劣迹的和底细不清的人，市公安局领导研究后决定将他们全部集中，成立了“清河训练大队”，对这些人作进一步的审查。
提起聂士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一次，我和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冯基平等人，到天安门城楼上参观当年反动军阀残酷杀害李大钊同志所用的那座绞刑架。我们上天安门城楼时人多很拥挤，冯基平胸前佩戴的一支在当时比较珍贵的“派克”牌钢笔让扒手给偷走了。回来后大家都很气愤，认为这些扒手太猖狂，竟然偷到市公安局侦讯处处长的头上来了。当天晚上我就找到了聂士庆，说了钢笔被窃的事。不料，第二天刚一上班聂士庆就把钢笔送来了。这件事，充分说明在旧社会里警察与盗贼相互勾结的关系，因而也必须对留用的旧警察进行教育和改造。
对北平市警察局保安警察总队的接管和从保警队员手中收缴武器，也是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保安警察总队是由国民党特务和嫡系军官控制的武装队伍，有官兵近两千九百人，编为六个大队、十八个中队、一个车巡大队、一个军乐队。四名总队正、副队长中有三名是军统特务、一名是中统特务；二十多名大、中队长中特务占了百分之七十以上。武器装备上：每个大队配有两个步枪中队，一个机枪中队。每个中队有一个手枪班，其他人员配有三八步枪。机枪中队配有重机枪四挺、轻机枪两挺，步枪六十二支，其他为驳壳枪、勃朗宁手枪等。保警总队是一支装备精良的反动武装警察部队。
五四运动以来，保安警察总队屡次参与镇压民主运动，他们双手沾满了仁人志士的鲜血。为此，谭政文局长召集我和刘进中、张廷桢等同志多次开会，进行专门研究。军人出身的张廷桢深感要让敌人缴械投降，没有武装力量做后盾的艰难。谭政文指出：收缴保安警察总队的武器事关重大，对消灭城内反动武装有重要意义，对城外待编的傅作义部队也有重大影响，所以不管困难多大，必须做好，防止拒缴或携枪潜逃的危险情况出现。我经过深思熟虑后提出：我们手里没有兵，但是我们有政治上的绝对优势，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作后盾，促其缴械，是完全有可能的。经过研究，大家统一了认识，决定凭借我党、我军在政治上、军事上的优势和影响，利用旧警察和保安警察总队上层、中层分子，争取下级官兵，联系愿意接近我们的人，运用和平接管的权力，提出了“民主改编，争取改造，立功赎罪”的口号。1949年2月4日至8日，经过层层深入细致地做工作，终于在市公安局公安大队的指挥、监督下，收缴了保安警察总队全部的武器。计有机枪一百五十二挺、长短枪九千九百八十七支、战刀八百七十三把、手榴弹五千九百五十四枚及子弹一百一十四万五千九百三十二发。
接管北平市警察局期间，全体军事代表、接管人员，为了社会的安宁，每日加班加点，忘我工作。但是，大家每天吃的却是窝头、小米饭、青菜，身上穿的是粗布军装，脚上登的是解放区妇女做的“支前”军鞋，过着当时北平劳动人民最低水平的生活。市公安局当时的食堂没有夜餐，劳累一天后晚上又继续加班的同志想吃点东西，只能到离市公安局不远的前门外大街夜市的小摊上去吃。一次，市公安局治安处处长赵苍壁加夜班后肚子饿得快坚持不住了，于是拉上我直奔前门夜市，从小摊上买碗新鲜的老豆腐和刚出炉的火烧，热热乎乎地吃下肚——这在当时觉得是很高兴、很满意的一次改善生活了。
我们每当谈起这些往事，仍记忆犹新，余味浓浓。当时，我们在和衣冠楚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及西装革履、长袍马褂的社会名流打交道时，虽然穿得不如人家，但心里是那样的充实，是那样的坦然和豪迈，表现出来的是高昂的斗志、超人的工作效率。我们以共产党人艰苦朴素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赢得了北平市上下各阶层人民的高度赞誉。
作者系北京市政协原副主席、北京市公安局原顾问
（此文由《首都公安》杂志根据刘涌同志口述整理）